月份: 八月 2016

前言：寫這一篇觀察，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周永勤退選一事鬧得全城熱議，作為新界西的選民，票投予誰我早就心裡有數。只是看到如此一事，第一反應當然也是覺得詫異，畢竟因人身安全受威脅而棄選之事，香港是前所未見的。這自然與言論自由有關。不過，當有更多的細節出現，以至了解具體的指控，涉事的人物各自作出回應以後，這件事就變得有點複雜。我所指的複雜，並不是指當中的政治利益瓜葛，或各種政治計算，或背後的權力鬥爭等的複雜。這些從各種報導（姑勿論是根據事實或謠言）中可見端倪。這件事情的複雜在於，它所牽涉到有關言論自由的原則，並不如表面般簡單。儘管從面書上可見，基本上網絡上的看法皆是同情周永勤的，不齒何君堯的。

寫這一篇觀察，我之所以戰戰兢兢，是因為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或論點，有一部份與網絡上的看法相異。我個人對於何君堯並沒有什麼好感，看過他在一些論壇的發言，對其曾是律師會會長感到有點不解（雖然我並不知道他作為律師的水平如何）。我對自由黨，或何君堯兩者都沒有任何的看法。這篇觀察的目的，是為點出有關言論自由的兩個要點。這對我們理解言論自由，以至去評斷此事或去有一點幫助，即我們能夠擺脫自身立場所造成的偏差，更客觀地以一套一致的原則去看待此事。

「頭盔」總算帶好，接下來就進入正題吧。

—— 繼續閱讀 有關言論自由的兩個要點－就周永勤退選所得之觀察

In a book called ‘The Gutenberg Galaxy’, published in 1962, the media guru Marshall McLuhan declared the ‘the new electronic interdependence recreates the world in the image of a global village’. This was an extraordinary seerlike insight, well ahead of its time, but McLuhan’s simile of ‘global village’ is inadequate, both as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Villages are small, usually homogeneous and conformist places. Tolerance is not their hallmark. When things get rough, villagers who have been neighbours all their lives can end up murdering each other: Serb and Bosniak, Hutu and Tutsi. ‘Global village’ is neither where we are nor where we should want to be.
– “Cosmopolis” in “Free Speech” by Timothy Garton Ash, p.18

地球村總是給我們一種美好的想像，彷彿天涯若比鄰，而所有人都如村民般，互助互愛，充滿人情味。這是村莊的美好一面。我們在想像時往往會向美好的方面想。Timothy Garton Ash 的講法，則戳穿了美好想像的外表，直抵「村」的核心：村莊是一個細小的、同質的、服從主流的地方；而村莊往往並不「包容異已」，更多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須誅之。放逐、運用私刑這些事情，往往見諸村落而非城市。不過對村落的想像與嚮往，似乎深入很多人的心中。

這種嚮往，可見在佔中／雨傘運動時期的「夏慤村」，以至其他以「村」作為想像的各式「非主流」的活動之間。在城市中建構「村落」似乎是對抗消費主義的形式。這種想像與提倡，固然有其值得支持的地方，尤其在塑造身份認同，建構公民身份方面有其意義（因為我屬於此地，故我關懷）。然而在提倡的同時，必須看到這種想像與提倡背後或許出現的負面影響。就如此段引文所言，「村落」往往是同質的（homogeneous）。這往往會造成一種強烈的排他性，即對非我族類的抗拒。但這又與當代城市／國際都會的本質互相衝突：國際都會往往是一個多元之地，來自不同的地方、文化，擁有不同宗教，以及不同種族的人匯聚於一地。村落與國際都會兩者之間充滿著衝突，因此要如何取得平衡，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在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越趨盛行，同時又越來越多人借助「本土」「國族」之名追求身份認同，「村落」的背後那種同質與排他的特性，會因而更容易顯現。上述的各種特質，對於言論自由，對於追求一個更好、更公義、更理性的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威脅。我所懼怕的是，在這種環境下，言論自由可說是腹背受敵：一方面越趨保守的中共政府收緊國內言論自由的空間，而牽連到在內地有業務的香港企業作出自我審查；另一方面，越益受到追捧的本土主義、自保的心態，一種「村落」式的心態，會使香港日益追求著同質化，遵從某些教條或立場，而使得意見相異的討論空間日益收窄，而這種收窄背後高舉的卻是一面堂皇的旗幟－－「對抗極權的壓迫」。這種吊詭的情形，似乎越來越常見。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中寫到：

“ To refuse a hearing to an opinion, because they are sure that it is false, is to assume that their certainty is the same thing as absolute certainty. All silencing of discussion is an assumption of infallibility.”

不過人不可能是沒有錯，而歷史告訴我們，即使人有錯，即使歷史上很長時間世界並沒有各種現代的民主體制，但人類依舊往前進步著。依舊把很多不合時的想法淘汰。 Mill 認為，理性的行為與意見能主導人類歷史，是因為人具有以下的特質：

“ Why is it, then, that there is on the whole a preponderance among mankind of rational opinions and rational conducts? …. it is owing to a quality of the human mind,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respectable in man either as an intellectual or as a moral being, namely, that his errors are corrigible. He is capable of rectifying his mistakes, by discussion and experience. Not by experience alone. There must be discussion, to show how experience is to be interpreted.”

討論並不同於提倡一種主張，或表達一種立場。討論永遠是雙向的，多角度的；表達立場，提倡一種主張卻是單向的。我不肯定在以「村」作為想像的人之中，有多少願意討論這種想像與香港現況之間的差異，以及這㮔想像希望把香港帶到怎樣的方向前進。不過「缺乏討論」這個問題，也在呂大樂早前在台灣天下雜誌的專訪中提到（天下雜誌《比佔領更重要的事 呂大樂：應該談談民主化是為實現什麼樣的香港》 ）。呂大樂教授在文末中提出的他理想的香港，是一個「能照顧所有不同類型的人，讓不同背景的人在此都有同等的發展空間」的香港。

至於如何能做到如此理想，我想，首要是認清香港依然有著強烈的「村落」心態或想像，再由此發掘出一條能讓香港真正走向國際都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