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ke-news, alternative fact, post-truth era ⋯⋯這些越來越像奧威爾《1984》的字詞突然在 2016 年開始出現。不少人把 Donald Trump 上任與 fake-news 的冒起扯上關係，並指 fake-news 將是民主制度的危機。不過，早前英國《衛報》刊登了《外交政策》雜誌特約編輯，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 Evgeny Morozov 的文章，指出把當下民主制度面臨的危機歸咎於 fake-news 並不會為我們帶來答案。
他指出，這危機是個持續存在著的問題：民主制度一直還沒在西方社會成熟。而這種不成熟表現於兩種精英階層經常展示的「否定」之中：一，否定當下很多問題是源於經濟的問題；二，否定專家與專業人士的「墮落」。Morozov 提出了當下一些有關「專家的墮落」的例子，不過，在此我想引用一個與我們近一點的作家，在寫有關「專家」時如何作論述。以下是台灣作家楊照在《如何做個正直的人2》中，其中一篇文章文章「關鍵字 21：專家－擺脫權威依賴」中節錄了台灣詩人楊牧的 《專家試論》的部份：
信任二字，是近年香港很多問題之精要所在。端傳媒今日一篇《專訪票站主任：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由一位制度內的公務員把問題道出。我從此文中仔細觀察與思考，加上近日各式的政治人物之言論等，得出以下幾點觀察分析，算是稍作回應。
有關信任的問題⋯⋯
對於社會制度的信任，是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石。簡而言之，是由於現代城市人口稠密，我們無法認識每一個人，因此必須依賴制度去維繫信任。香港過往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公共事務的制度，深受英國的制度所影響，並因各種歷史政治因素而完善，成為了一套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這套制度支撐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區內以至全球的金融市場中重要的一員，亦使香港䌓榮。對於這套制度的信任，源自過往英國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所影響下的政府改革，以及廉政公署的成立，使得香港得以一個廉潔、高效的公共事務制度，取得市民的基本信任。這個信任，在一般市民而言，是印象式的。大部份市民也許像我一樣，其實對於公務員體制、公共事務的行政、法律規定的詳情認識不深，然而從平日所見的事務，以及各式相關新聞報導中可見，那套公務員及公共事務的制度，是可靠、有效並公平的。至少，這在回歸前以至回歸初期，這種公信力依然存在。
直至近年，或，如很多人所指出，自今屆特首上任後，這種對公共體制信任的觀感急劇消失。其實自 2003 年起，香港人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回歸初期。不過其後也許有過回升的趨勢，只是本屆特首的作風，加上傳媒的報導取向，使得這種信任幾近盪然無存。
毛記電視昨天上傳短片，其中一名主持，或容我稱之為「藝人」，以某民建聯候選人之宣傳色調衣著，以及手持相關色調之「宣傳品」，「落區」宣傳該候選人之「區議會選舉夠票」，「選情不急」等等。作為惡搞片段的確是大膽的一著。不過不等於可以被接受。片段上傳不久，已有質疑是否會被指為干擾選舉而受查；而相關候選人亦已落有關的部門落案，要求調查事件。
其實只要稍作思考，這段「惡搞」的片段，的確踏入了一個危險的區域。我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概念的來源，是來自創作小組又或三五知己「吹水」的一種橋段。「吹水」中覺得有趣且有惡搞潛力，以毛記電視過往的習慣，即以量取勝的出產方式來說，如此橋段被製作成為短片不可說是意料之外。然而如此的出產方式之壞處，在今次事件中就顯露無遺。可以想像，這短片由製作到發佈，所經歷的編採決定，皆以「能否引起話題」為核心問題。如此的製作模式在過往能夠安然無事，因為相關的內容幾近無傷大雅，又或甚少觸及真正的公共事務運作。此段短片之所以踏入一個危險區域，其中一個原因是其接觸的人為真實的選民。從片段可見，這些選民包括了被泛民視為建制票源的長者等。而刻意誤導選民，的確是不能接受的做法，不論是在法理上抑或民主原則上。
而最吊詭的是，反建制派的人往往批評建制派，利用長者與弱勢的弱點取得支持；但這條惡搞短片背後的概念，其實同樣運用了這些人士的弱點，試圖使對方誤會某候選人「夠票」。因此在看此段片段時，還是會感到有所保留。這與我之前一直強調的，我們必須確立一套一致的原則有關。我認為此短片踏進一個危險區域的原因，則是因為其背後隱含著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心態。這種心態無疑是能帶來即時的快感。不過這種快感演變下去，將無意間合理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暴易暴」的手段。這兩種手段，往往會讓人「暫緩」對原則的堅持。可是當不再堅持原則，那麼立場的對立的分野在哪裡？
當然，如果視之為純粹的戲謔，或許可以無傷大雅；不過片段看得出帶著半認真的意味，同時由於無法得知「受訪者」或那些市民，在事後是否有被告知為戲謔惡搞，因此這亦是為什麼我認為是次的短片的確有過火踩界的嫌疑。事實上，毛記電視也很快把該段短片收回；不過相關的影響已經造成，而到底相關製作單位是否要負上任何責任，就只能交由相關部門去決定。
我個人對於毛記電視，或 100 毛的戲謔其實沒太多好感。儘管有些時候其內容的確教人眼前一新，但相關的模式，實際上是以海量的帖文嘗試找出能夠瘋傳的話題。這種製作的模式，與香港某段時期電影行業的「七日鮮」實有相似之處。然則 100 毛或毛記電視在這個時代，冶娛樂與公民參與於一體時，如此快速的製作模式，我認為是次事件，將是一個警號。以戲謔方式參與塑造公民意識之路，實在還是得有更多的思考作骨幹。
6 月1日多份報章報導最新公布的選民登記數字，並且多以不同年齡層的選民數字增幅作為焦點報導。一看報導的方向，就立刻起了疑問。畢竟大學受的是統計學的訓練，對於閱讀統計數據的敏感度還是有的。
我們先來看看幾家不同媒體的報導標題：
《明報》－ 「立選選民多 30 萬 長者增年輕人跌 工聯：未必利建制 民主黨：用放大鏡看異常增長」
《立場新聞》－ 「2016 選民較上屆立會選舉年增近 30 萬 過去一年新登記 17 萬人」
《蘋果日報》－ 「66 至 70 歲選民 激增六成 學者：人口老化 新興政團搶年輕人票」
《經濟日報》－「立會新登記選民 17 萬 年青首投族更逾 4 萬」
經濟日報的 ToPick 網，則以 「選民登記人數 377 萬 長者選民增幅最多」
似乎多家媒體都以年長選民人數的增加為主題，去看是次選民登記人數的增減。到底這種解讀方法是否合理呢？當中《蘋果日報》以學者的回應「人口老化」納入標題中，但其「激增六成」似乎有點誇張。《立場》的報導內文配以數據圖，直指 61 歲以上選民相比 2012 大增 23.41％。
看到報導後，其實我已有點疑問，認為解讀上有點不妥。2012 年與 2016 相隔 4 年，人口的結構不盡相同，難以單憑年齡組別之人數多寡來評價。尤其，在 Facebook 看到一些分享，會由這幾個報導切入點，引申出「種票」的理論，認為某些政黨籍服務一些長者而取得更多新登記選民的支持，左右選舉結果。
不過，我亦在 Facebook 看到友人分享「假才子」之博文，提供了「另類分析」。該博客事忙，只列舉了 2011 及 2016 的選民登記人數作比較。我正好比較閒，得以詳細一點比較了 2011 及 2016 的選民人數變化。正如我最初的懷疑，以及「假才子」的博文所指經過 5 年，選民會由一個年齡組別，「升級」到另一個年齡組別。因此，我以出生年份作為組別單位，比較了 2011 年的選民登記數字，以及 2016 年剛公布的數字，得出以下的變幅表：
美國總統大選是近日不少外國媒體的焦點。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由商業大亨及電視名人轉戰政界的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意外」地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大熱門，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往往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財富》 （Fortune） 雜誌最近一篇報導就引用了電視媒體分析學者 Andrew Tyndall 的研究結果指出有關 Trump 的報導時間 （coverage time ），在 CBS 、 ABC 、 NBC 等傳統新聞節目中獨佔鰲頭。在 2015 年時，三個電視台合共以 327 分鐘去報導 Trump 的新聞；同期， Jeb Bush 與 Ben Carson 各佔 57 分鐘， Marco Rubio 佔 22 分鐘， Ted Cruz 則只有 21 分鐘。單看此點，也許已經理解為何 Trump 的支持度會遙遙領先，即使報導未必全屬正面（甚至不少為負面），但其肯定於民眾心中印象最為深刻。
不過，支持度高卻不見得受黨內及媒體歡迎。其出位言論（包括各式極端保守的政策，帶濃厚宗教歧視成分的言論，搖擺不定的政策論述與理念等），都備受抨擊。奇怪的是這些抨擊似乎並未減低人們對他的支持度。而媒體最初亦只視 Trump 為「小丑」的角色，並沒有認真的看待其參選。Huffington Post 更曾表示只會在娛樂版報導 Trump 。到後來其支持度高企而多個共和黨建制心儀的候選人相繼退選，不少媒體與評論才漸漸開始擔憂，但似乎為時已晚了。
Donald Trump 的強勢似乎已是無可挽回，共和黨卻依然未能團結抗衡。儘管如此，美國的媒體已迅速的反思其崛起的意義與危機。
事先聲明，此文無意為 2 月 8 日晚上至 2 月 9 日凌晨之事件下任何對錯之定奪。正如之前寫到，其實很多事情沒有所謂唯一的真相。世界是四維度的立體派畫作，強行把之定為二維度的「對 vs 錯」，必定會造成 loss of information。再者，事情遠比表面的複雜，根本不可能以對錯作為最終之定論。雖然到最後我們還是得判斷，但在判斷之前必須了解到事情之複雜性。
受限於本人自身 Facebook 的資訊來源及朋友圈，屬於偏向開明自由者居多。我只能結合了以下幾個主要媒體之即時報導與早上之報導 ( NowTV，有線新聞，明報新聞網，香港 01，蘋果日報），和幾個不同的網媒在現場與後來補充的報導（如熱血時報，端新聞，立場新聞，以及一些稍有名氣但我忘了名字的 Facebook page) ，來作觀察。
好，以下才是正文：
昨夜身在家中。Facebook 上的消息如雪飄下。至深夜之鳴槍事件，固然令人震撼，也感到憂慮。此夜過後，恐怕香港再無對話之空間。
那是如此視覺化的一件事情。
當晚於 Facebook 上最為廣傳的，是某交通警拔槍往前指的影像。這一影像背後所指向的，絕非單純的「有警察拔槍」，而是兩種可能的理解及引申意義：
1. 警察使用過分武力。而由於警察在此代表著政府，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則變成了「政府過分打壓人民」之類。
2. 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致使警察需要鳴槍示警。而由於在此，示威者代表著某種群落的人物（如，搞事青年，反對派），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於此，則變成了「政府終於出手平亂」，或「搞事青年終於迫使政府出手，警方申張正義」之類。
此兩種引申意義其實都毫不準確。因為兩者都是把影像抽離於現場的複雜性及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作延伸。由此引申，單以「開槍」和「篤魚蛋」等字面意思去作判斷的論調，也是把事情抽離於現實的複雜性中。因為當晚可以斷定的是，並非單純的「支持小販」以及「拔槍示警」。
然而，在當晚事情發生的當下，卻是以如此視覺為主的「報導」主導了觀者的資訊來源。部份網媒如熱血時報等，提供幾乎即時之視頻報導；學運活躍成員亦以 Facebook Mention 作現場直播。這類報導於我來看，其角度更貼近「參與者」而非「觀察者」。在該類短片中我們看到的雖為一些確有發生的事情，但在短片以外到底這些報導者有多介入事情當中，我們永遠無法得知。
再者，當晚即時發布的各式照片，只是從整個事件之時空連續性中抽取了一點，並輔之以文字作為解讀之方向。這些文字大大影響了我們看照片的角度。選擇以哪些文字去描述照片，則是發文者的意圖的表現，然而這種「意圖」卻往往能躲在照片的「真實性」後不被明言。
照片的意圖不被明言，然而行動本身的意圖卻被一再強調。「撐小販」是那不斷重覆強調的意圖。事件的確是由小販被食環署嚴厲地檢控所引起。這種一反過往（據稱是 2013 年前）農曆年放鬆執法的做法，的確引起不少反感。而這種嚴厲執法固然有其表面的意圖（維持市容整潔、保護地產經濟、公共空間之詮釋權等）與潛在的意圖（挑撥政治矛盾，營造對抗情緒以便在政治上取得某種優勢）。
同理，示威者與食環署的對峙演變成為衝突，亦有其表面意圖：撐小販與支持本土經濟（？）； 以及其潛在意圖：或許是製造對抗情緒以在政治上取得優勢，或許是激化抗爭以圖突顯政府之不仁等等。在此我沒法完全的推測出雙方確實的潛在意圖。
我之所以說這是一件視覺化的事情，因為兩者的意圖，很大程度都依賴一種視覺化的呈現來達成。（其實兩者的潛在意圖幾乎一樣，相異的只是其表面意圖）透過將其意圖隱藏於照片及註釋文字之中，引發出兩極的理解，從而挑起矛盾，引發本來站於中間的大眾面臨一種架空了的抉擇：讀者必須在如此影像中作出判斷並站到某一立場之中。
然而讀者卻不被容許，或至少不被鼓勵去探求整個事件的複雜性，甚至乎不容許在此不作抉擇。因為所見的影像是如此「大是大非」，以及如此「震撼」，對這種黑白看似分明的情形抱有 undecided 的立場，很容易被標籤為「政治冷漠」，或「自私」，或以時下流行之用詞－－「港豬」等。
這種視覺化的處理，把一個複雜之至的事件簡化為一系列的影像，隨影像而來的卻是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支持或反對。這些影像本來也許能容許很大程度的 ambiguity，然而因其為報導，附以註釋的文字，則很快把原來的模糊空間抹殺，換成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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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因為視覺化的效果如此強大與迫切，在處理上，帶有政治立場之一些媒體，其處理的速度往往佔據了優勢，而這個優勢又對於製造民情有極大的影響力。
這可見諸事件發生當下，較多人分享的資訊來源均來自熱血時報及蘋果日報（起碼在我所觀察中所得）。不過因欠缺正式的統計，所以這部份只能以印象作準。但可以肯定的是，TVB， NowTV 及有線電視，都有即時新聞去報導；然而其受限於直播媒介的限制而無法以擴散式的出現而重複被看見，也無法以註釋文字去「解釋」事件。
可重複性及註釋文字在此是一種利器。因為它能夠營造出一種較為固定的觀感。直播媒介由於隨時間而流動，所造成的觀感難以凝結成為一個清晰的形態並加以自我複製。網媒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的特性，透過重複分享營造出一種共同的觀感並不斷自我加強，從而達至最有效的「宣傳」(propaganda) 效果。
傳統媒體，尤其著重於展現更多角度，更完整地呈現事件之媒體，則要到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方能剪輯出一個相較客觀的報導（比如說有線新聞於早上 8:45 分所發布的 6 分鐘完整版) 。然而在網絡時代中，數小時的差距可說是彷如隔世了（尤其以點擊率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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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感到憂慮，在於當雙方的潛在意圖似乎都在於挑起一些被架空了的矛盾與衝突，而避免在更抽象更深入、在衝突議題、在影像背後的差異中尋求共存、尋求對話與協商、尋求合作與讓步時，社會中某些既定的信任，或一些維繫社會的契約就會被瓦解。這種視覺化的處理，以及其「宣傳」的效果，往往是客觀分析與思考的阻力。人傾向於對如此震撼的情景作出即時的反應，而即時的反應與觀感將塑造了我們觀看與思考的角度。由此我們將日漸失去了對話與協商的能力，這對於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其實並非好事。
在此，容我引一段盧梭作結。
引自《山中書簡》第 8 書：
「自由不僅在於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於不屈服於別人的意志。自由還在於不使別人的意志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從公約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
（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下午。記旺角事件有感。）
社交媒體把我們連結起來，同時又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大刀一揮。
胡晴舫今日在台灣蘋果日報寫到有關舉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在今天的中國中似乎已被摧毀。有關這個問題，我其實在近幾週一直在反覆思考。胡晴舫寫的是黃安「舉報」周子瑜。在香港我們有陳淨心舉報各個政見與她不同的藝人。這彷彿像是華人獨有的問題，又或者，如此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一些「愛國」者向「國家」「舉報」某些藝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相違，從而封殺這些藝人的工作機會。一種建立圍牆的方法，把異類抗諸牆外，牆內愚昧者振臂歡呼，牆內清醒者或嘆口氣，或著力隱藏自己的清醒。牆外的人或憤恨，或冷眼旁觀。
舉報這回事，在社交媒體網絡發達的今天，變得越來越簡單。而「舉報」也不再需要有特定的「部門」。只消在社交媒體，如微博上大筆一揮，寫下幾句話，「舉報」一下某某，「揭露」某種「惡行」，一切就會自動運作起來。
真正可怕的，卻不只是那個封殺的決定；真正可怕的是本來用以連結人，本來可以促使人接觸更多不同看法的，本來可以促進對話的社交媒體，現在反而成為了一個切斷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最大助力與共謀。我們即使身處牆外，何嘗不曾面對如此的恐懼：就怕某天說了一句引起爭議的話，好事之徒自會截圖廣傳；好事之徒並不會每次都成功引起「公憤」，有時也會被群眾反撲自食惡果，可是這種無形的恐懼，在今日香港，不管你的立場如何，不也是猶如幽靈般如影隨形？
一個不小心的打錯字，一時手快大意用了「簡體」寫字（甚至乎僅因學過行草書法而寫下了「簡體」），一時氣憤寫下某種狠話，一時愚蠢做了件蠢事被拍下，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日後被批判的把柄。即使與朋友在聊天軟件裡說話，有時候似乎還得提防被截圖。（當然，那就看你交了什麼樣的「朋友」。於我來說，真的朋友並不會如此做）
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這是中國人的醜惡吧？其實這樣的劣根性，大抵是世上最平等最公平的事：它存在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美國，政治正確幾乎成為了另類的緊箍咒。在 Twitter 上，那些斷章取義再引發群眾圍攻的事件比比皆是。有人為此寫了一本書 （ Jon Ronson’s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搜集了幾個不同的案例，有的因一句無關痛癢的內行笑話，而被旁邊聽到的女士投訴其言論貶低女性，最終因此說笑話的人被公司辭退；而投訴者也備受網民斥責，而她的公司亦受不了壓力把之辭退。
一名女子前往南非，在僅有百多人追蹤的 Twitter 帳戶中，寫下了一句完全政治不正確的「自嘲」 (“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 。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 stupid joke。不過這樣一個 stupid joke，卻使這位本來在紐約某大公關公司的女士，在十一個小時內成為了 Twitter 公敵。她的某個 follower 把這句 Tweet 轉發給自己的 15,000 個 follower 看，然後轉眼間，就出現了各種 hashtag, 以及上萬計的回響，甚至有人發起在南非等候她的航班⋯
這是網絡世代的悲哀。一個本來可以讓人連結起來，更了解不同人的面貌的平台，卻成為了切斷人的信任的助力。因為「斷章取義」太過容易，太過誘人了。因為我們都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害怕在這個必須引人注目的網絡中被遺忘。因為注意力就是金錢，所以我們越來越不安，越來越希望借助群眾取得話語權，而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箭靶。
可是，今天你帶著千軍萬馬威風八面地向某個目標萬箭齊發，他日卻很可能是你成為那個箭靶。在成文之際，黃安的微博已經刪至一條不剩。
當我們每天舞動著這柄雙面刃時，我很懷疑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危險。
1月11 晚上， 100 毛勁曲金曲分奬典禮完全佔據了整個 Facebook （至少在我這個年齡層如是）；而我去看了《他們在島嶼寫作－我城》的電影，錯過了一大半；回家路上還是忍不住用手機看了一會。
如此瘋狂的一個晚上，在今日香港自然少不免惹起討論。有人盛讚，自然有人唱反調狠批。#多謝Shell 成為了近來熱傳的 hastag，而 Shell 在北極探測油田的「好事」少不免就成為唱反調的彈藥。在人人可以發聲博取 “Like” 的年代，這種群眾情緒的拉扯自然變得更容易：不用經過媒體的編輯篩選，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有成百成千的觀眾。（想像一下，觀眾數量，與一場電影，一場戲劇相近。）
如此一來，隔一天就成為了網絡上兩種意見拉鋸的局面。有人不屑 Shell 及多謝Shell 的做法；有人批評這些人過於嚴苛，不給予其他人輕鬆一下的空間⋯ 然後更加引發各路 opinion leaders 出來評左評右，當然立場分明，有「撐」有「反」⋯不過如此分明總是欠缺了一點東西。黑白中間當然有灰。
就打個比喻吧。薯片杯麵可樂對健康無益是眾所周知；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提起了那麼多美食，我們都知道，很多好吃可口之食物其實對身體無益，甚至會引致癡肥、心臟病等。不過單單看到這些字我已經有點想吃，而且很可能也會忍不住去買來吃。簡而言之，這些能讓我們既快樂，但快樂過後又充滿罪惡感（假設你是一個注意健康的人）的事物，我們稱之為 guilty pleasures。100 毛對我來說就是這種 guilty pleasure。
而 Guilty pleasure 的重點在於，我知道那不應該，但是我卻仍會享受看／吃這些所謂「無益」的東西。我知道它帶著多少反式脂肪，高糖高鹽，而且營養價值低，而且可能有不知名的添加劑同防腐劑。只要我能夠有節制地，不把它當成唯一的食物，不把它當成主食，偶爾狂歡吃一頓，也不是壞事吧？
當然，炸雞脾都可以弄得很難吃。是以才會有人製作出炸脾地圖，尋找炸得好吃的小店。同理，娛樂或者 guilty pleasure 也會有品質好壞之分，看了沒有 pleasure 只覺 guilty 的，似乎不值得一看了。100 毛的底蘊就是惡搞。惡搞，即是在已有的創作基礎上，作出帶諷刺意味的修改創作，亦即現時所說的二次創作。既然是惡搞，我們即不會把之當作是一種原創去批評。看別人惡搞，我不會在乎它背後是否有「正確」的訊息；正如你吃炸雞脾，不會去計算內含多少維他命，多少膠原蛋白，多少卡路里一樣。因為整個 Guilty pleasure 的本質就是，你明知道那沒有益處，卻會帶來快感；你知道不應該吃，但吃了卻又很爽。
而100毛就是惡搞，只不過他比起很多諷刺時弊的漫畫、改圖等更「落本」（即投放資源），因為那有市場，或他們認為這「好玩」。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沒錯是很道地很可口的食物，但是它們不會提供一個人所需的營養，而且吃多了對健康有害。同理，100 毛可以當作是一種娛樂，一種消費，享受那些抵死啜核的金句與改詞。不過不要痴心妄想它成為一種文化推動力，或者它是一種能夠塑造身份認同的東西。因為它終究只是惡搞。
100毛能夠如此受觀眾受落的，作為一種現象無疑也是值得研究的，但卻不應那麼快跳到結論，批評看它的觀眾「忽視」了各種議題。不妨想想，有沒有人會站在賣小食的店門外（毫無特定對象地）大聲指責這些食物「不環保」、「不健康」、「充滿反式脂肪」、「癡肥原兇」⋯⋯？有的話大抵你我也只會視之為怪人。問題是，放到網絡世界似乎這就見怪不怪，還會引起罵戰。他朝有日如果你看到在某連鎖小食店外有人就炸大腸是否本土小食而引發罵戰，並詳細爭辯其營養價值的話，麻煩你拍下來分享給我，好讓我一睹如此奇妙的一幕。
寫到這裡，也有點餓了。是時候找找哪裡的炸雞脾好吃了。
Kim Kardashian 的臀部；韓國網絡紅人 Showry；某些政治人物的「偉論」；某些 vlogger 的惹火言論；Cinnamon Challenge；Gangnam Style。
要數各種瘋傳的人和事，我猜大家極其量只能數到過去幾個月的。時間遠一點的，應該有點難，應該早已遺忘了。因為每天不斷有新的東西吸引我們的注意。因為世界不斷地變，有人這麼說，所以我們的注意力不斷的轉移，才能適應這些改變。若然果真如此還好，只是，想想我們每天瘋傳內容是什麼，就知道到底是因為世界不斷地變，所以我們不斷要注意新的東西；抑或是因為我們不願改變，唯有不斷創造引人注意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不應關心時事。也不是說，我們應該忽略潮流。不過，問題是我們到底應放多少注意力在什麼東西之上。即使不眠不休，我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我們能放這些注意力在什麼之上？
吳亮星讀出毫無根據傳言；蔣麗芸那些一知半解對精神科的偏見；鍾樹根那有待改善的中文水平；蔣麗芸對投票與「酷刑」的高見；吳克儉的三十本書，以及那些相關的調侃；劉鳴煒是否男神；李克勤的行李箱，王晶與《網絡挑機》⋯
這就是我們身處的情況：「注意力」是一種稀有的資源。
一切都是「看我吧」。當你走進一房子的 attention-seeker 中，你幾乎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除非你能夠保持足夠的專注力，控制好自己，不去看這些 30 個可愛度爆燈的瞬間⋯⋯等一下，第 25 個也太可愛了吧⋯⋯
明室・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