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民的增長變化-談統計數據的解讀

6 月1日多份報章報導最新公布的選民登記數字,並且多以不同年齡層的選民數字增幅作為焦點報導。一看報導的方向,就立刻起了疑問。畢竟大學受的是統計學的訓練,對於閱讀統計數據的敏感度還是有的。

我們先來看看幾家不同媒體的報導標題:
《明報》- 「立選選民多 30 萬 長者增年輕人跌 工聯:未必利建制 民主黨:用放大鏡看異常增長
《立場新聞》- 「2016 選民較上屆立會選舉年增近 30 萬 過去一年新登記 17 萬人
《蘋果日報》- 「66 至 70 歲選民 激增六成 學者:人口老化 新興政團搶年輕人票
《經濟日報》-「立會新登記選民 17 萬 年青首投族更逾 4 萬
經濟日報的 ToPick 網,則以 「選民登記人數 377 萬 長者選民增幅最多

似乎多家媒體都以年長選民人數的增加為主題,去看是次選民登記人數的增減。到底這種解讀方法是否合理呢?當中《蘋果日報》以學者的回應「人口老化」納入標題中,但其「激增六成」似乎有點誇張。《立場》的報導內文配以數據圖,直指 61 歲以上選民相比 2012 大增 23.41%。

看到報導後,其實我已有點疑問,認為解讀上有點不妥。2012 年與 2016 相隔 4 年,人口的結構不盡相同,難以單憑年齡組別之人數多寡來評價。尤其,在 Facebook 看到一些分享,會由這幾個報導切入點,引申出「種票」的理論,認為某些政黨籍服務一些長者而取得更多新登記選民的支持,左右選舉結果。

不過,我亦在 Facebook 看到友人分享「假才子」之博文,提供了「另類分析」。該博客事忙,只列舉了 2011 及 2016 的選民登記人數作比較。我正好比較閒,得以詳細一點比較了 2011 及 2016 的選民人數變化。正如我最初的懷疑,以及「假才子」的博文所指經過 5 年,選民會由一個年齡組別,「升級」到另一個年齡組別。因此,我以出生年份作為組別單位,比較了 2011 年的選民登記數字,以及 2016 年剛公布的數字,得出以下的變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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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個人回應後之觀察補充

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鮑藹倫之個人回應

正如我之前所寫到 (立場新聞轉載),《感頻共振》的作品被撤風波,是一個多方信任的問題。策展人的難處,在於其必須獲得主辦方與藝術家之信任,同時亦需信任主辦方與藝術家,相信各個合作的伙伴,會合理與專業地處事。

在此,專業的主辦方,將信任策展人的藝術判斷,讓策展人有最大的空間去尋找合適的藝術品;專業的藝術家,則需信任策展人能夠為自己爭取最大的表達空間,而誠摯地與策展人詳述作品之理念。

假使主辦方因各種非藝術理由而要求策展人收起某些作品,我們當然可以視之為審查。然而在這個個案中,假使策展人所言屬實,則可見是次主辦方其實並沒有向策展人施壓。那麼是次風波中,責任似乎落在藝術家之上。

根據此說法,則很有可能是藝術家其實從一開始就不信任策展人或主辦方能夠容許其「真正」的創作理念提案通過遴選。(而實際上在媒體訪問中亦印證了這種可能)。而不信任的原因,回看藝術家所接受之訪問,是他們預先假定了策展及主辦方不會通過如此政治化的題材,所以創作了本來展出了的作品以「過關」,才作「再創作」引出其具政治意味的「新」解讀。

策展方以違反了信任作為理由去叫停,如此看來其實無可厚非。當然,在當今的政治環境底下,此舉定會引起迴響。然而作為專業的策展人必須權衡事件之對錯。公眾之反應往往受傳媒與時代思潮所帶動,而有時忽略了本來事件之脈絡與專業決定。假使策展人放任不處理,則很可能會被視為不專業,而失信於主辦方,這對長遠的藝術發展而言實非好事。

至此我反覆思量,暫時實在還沒有想到一個比現時策展人所做的更好的方法。反倒是藝術家在此事上,我認為是有更周全的方法,能夠既不置策展人於如此困難的境地,又能達至其本來「隱藏」了的目的。比如,藝術家不見得必須在展覧仍進行之期間公布《倒數機(2016)》這個作品。我個人認為,在《感頻共振》期間接受訪問時,大可預告作品有其「雙生」作品,又或以更隱晦的猜謎形式吸引觀眾解讀張德江到訪與《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之隱含訊息的關係,亦會是一種可能且有趣的做法。

公布之時機在此也許也反映了藝術家的意向。選擇在張德江到訪期間公布《倒數機(2016)》,似乎是政治考慮為主。不過政治與藝術也不能完全分割,藝術家也許認為這亦屬藝術考慮。當然這也與媒體議題日新月異的即食文化大有關係。在種種因素驅使下,使藝術家選擇了現時的做法。當然,我提出的做法,也許無法達到當下媒體的「爆」的效果,同時也沒法引起藝發局的反應了。

而有關策展人早前的聯合聲明中所指危害了於公共空間展現藝術作品之說,我認為也非誇張之言。畢竟,此個案中暴露了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的信任關係可以如此薄弱的話,往後不同的展覧中,主辦方必然會更提防,同時亦可能減低了對策展人的信任,由此日後其他藝術創作者在同類型的展覧中,或許會面對更多的條款限制,又或主辦單位對於展現藝術創作的意欲會因此減低。畢竟在當下,公關災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遠超於做一個優質公共藝術展覧帶來的正面影響。

是次風波對藝術界將來的影響,我認為會頗為深遠。尤其不少主辦或協辦單位有其商業形象考量,有意欲讓具挑戰性的作品展現的,本已屬少數。經此一役我可以預期那些較開放的單位亦有可能會更小心謹慎。要如何重建這種脆弱的信任關係,將是藝術策展人日後將會面對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我不認為有利日後藝術家的表達自由。這看起來就有點諷刺了,畢竟是次藝術家想指出的,也許正是藝術家的表達自由受到限制。

現時我們看到《感頻共振》展覧的其中一位決策人之個人回應,對事件的情況有了多一點的了解,當然我亦希望看到策展人與藝術家能夠再就此補充一點,使我們能夠從更多角度去理解是次風波。這亦有助於化解我於上述所提到的影響。要重建信任的關係,沒有比誠摯的交流更有效的方法。

 

 

《感頻共振》撤走作品風波 – 兩點觀察

背景
藝發局於週日深夜發聲明表示,指在第五屆大型公共媒體藝術展「感頻共振」(下稱《感》)中,作品《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下稱《從》)的創作者黃宇軒和林志輝違反協議,因而該作品不再屬於展覧的展出項目,腰斬了作品的展示;在聲明中指出二人「在沒有知會策展人及局方的情況下,自行向傳媒宣佈將作品名稱及其概念更改為『倒數機(2016)』」,而此等行為「危及業界於公共空間展示藝術品的可能性」。此舉隨即引來不少意料之中的迴響,政治審查、反指藝發局腰斬展覧才危及業界等等。

而創作者亦發聲明,指出《倒數機 (2016)》(下稱《倒》)與《從》實為兩個不同的作品,主要之分別在於原作《從》為一九分半鐘的影像作品;而《倒》則為「對後者(從)詮釋的新創作,或是一『嵌』在前者的作品」,因而「不可能改變後者(《從》)的名字和概念」。創作者之聲明其後固然指藝發局移除作品之舉動理由失實,若然日後能再以類似的牽強理由移除作品,並禁止解讀作品,或「用不同方式談論自己的參展作品」,則是對藝術表達自由的危害等,在此不贅,可參考其聲明原文。

兩點個人觀感

我個人對於其後創作者發表的聲明,說實的有點感到失望。其理據無疑能夠說得通,也就是有關《倒》與《從》作為兩個不同的作品的說法,看上去是成立的。至於是否完全沒有違反協議,這部份由於無法得知協議內容,外人無從判斷。然而即使是完全合乎協議的做法,也不見得可以視之為一種理想的做法。正如不少人對於政府或大商家強調其做法「合法」嗤之以鼻,背後全因「合法」的做法不等於合情理。而是次兩位創作者的聲明中,不幸地充滿著「做法合法,沒有違反協議」的意味。對此,我認為當中牽涉兩大的問題如下:

作品之命名 vs 對媒體的說法

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創作者是否有單方面宣佈作品名稱與概念之更改。在此,我粗略地找回相關的訪問。《立場新聞》中的訪問只在圖片中註明《倒》之名字,配以該一分鐘影像作品之照片,而內文則以《從》之名字介紹,並指出該作品長約八分鐘;《端》5月 18 日之報導,則通篇以《倒》之名字介紹,而完全沒有提及《從》; 《蘋果日報》的訪問與《端》相同,亦沒有提及《從》;其他報章多以藝發局之新聞稿或相關的資料作報導而非訪問,在此不作考慮。

(《端》之報導: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8-hongkong-2047/
《蘋果日報》之報導: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60518/55119935
《立場新聞》之報導: http://bit.ly/1TrjRnh ;)

到底是媒體刻意不以《從》之名介紹,抑或創作者受《端》及《蘋果日報》訪問時不提《從》這個作品,我無從判斷,而這亦只有創作者以及相關記者才會知道。然而,從《端》及《蘋果日報》之報導中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一般讀者將會視於 ICC 展現的影像作品,為《倒》而非《從》。而加上 ICC 平日亦會展現各式影像作品,是次,我們甚至能合理的認為,看了報導的讀者,只會留意到《從》的九分半鐘影像作品倒數之部份,並以《倒》的名字作為認知去感受該作品;其餘八分鐘左右的影像作品,對於只看《端》或《蘋果日報》而得知該作品的人來說,大可能被認作 ICC 日常展現的其他影像作品。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藝發局即使真的確定《從》與《倒》為兩個不同的作品,然而由於相關的訪問使得觀眾對作品的認知有所偏差,因而下達把《從》由《感》中移除的決定。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由於在訪問中,創作者表達出作品的政治涵意,而使藝發局需找一個理由(違反協議)來移除作品。正如前所述,我們無法得知協議內容,因而亦無法判斷孰是孰非。

情理上的信任 vs 條款上的信任

我之所以失望,是因為創作者聲明中所言的,雖能說得過去,卻有點取巧的成分。尤其比較了不同的訪問報導後,亦加深了這種感覺。首先,《倒》實際上是以「引用」《從》的一個部份作為其「創作」,並加上一個不同的詮釋。然而我們可以合理的認為,其實《從》之創作,是早已包含了《倒》的成份,否則《倒》是難以在不修改《從》之下形成的。由現時的情況推斷,《倒》的創作概念甚至乎先於《從》,而《從》則是《倒》的「橋板」;而藝發局與策展人在事前是否得知,最後的倒數部份將會被「引用」成為另一個作品《倒》,並於《感》的展覧期間被發布?此部份我相信正是藝發局聲明中所指的「主辦機構、策展人、參展藝術家與合作夥伴間的信任」之問題。而這,在創作者的聲明中卻未見有回應,聲明只著重於:《從》這個作品自四月提交以來,隻字未改,亦不可能被改動,同時策展人亦得知倒數的部份之含意。在此我們得知的是,策展人與主辦機構藝發局並沒有對於《從》中含有倒數 2047 的影像作任何的審查或要求修改,可見在藝發局的決定裡,其實是容許藝術家以如此方式去展現創作者的想法,儘管創作者在其作品自述中,並沒有提及部份影像為向 2047 倒數。假若創作中在作品自述中提及 2047,藝發局是否又會要求藝術家作出更改呢?這我們現已無法得知。

另一問題在於其發布《倒》之時間點。儘管我亦於文化藝術界別中工作,可是對於視覺藝術之運作並不算非常熟悉。然而,我相信藝術創作者於自身作品被展覧的同時,於其他場合或渠道發表另一份基於正在展覧之作品的「新」作品的做法,並非常見,甚至乎可能受各種條款所限制。如要類比,可以想像一名劇作家創作了劇本,交予某劇團公演,然而在公演期間,劇作家以該劇本的其中一個選段,另行發表另一劇作並於另一空間上演;又或,一名攝影師受委託提交作品展覽,但於展覧之同期又以作品系列的其中一部份另行命名作另一展覧。兩個類比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預計,本來委託創作的機構或團體會因而感到被利用,或對相關做法不滿。儘管這樣的情形,理論上不可能出現,因為委託創作的合作協議條款大多會保障委託團體及作品不會在同一時期於其他地方被展現。然而這只能說是我在工作經驗上所得到的認知。每一個個案之實際情況也許不盡相同,而是次風波中的協議詳情是怎樣,作為外人我們只能等待相關單位自行公布。

撇開了各種技術性的條文或協議不說,《倒》與《從》兩者於外行人來說是難以分辨為不同作品,而其在同一時期發布亦易於引起混淆。這些都是導致是次風波出現的重要因素。我理解創作者在嘗試打「擦邊球」以嘗試爭取更多發表的空間,然而在這當中,是否有能夠兼顧到同為藝術發展勞心勞力的資助機構的職員的方法?畢竟他們亦為藝術界的同行,而身處體制內,在極有限的空間下亦正為本地藝術發展出力。藝發局的員工實為「夾心階層」,甚至可以說是資助方與藝術家之間的磨心。藝發局作為官方資助機構,無可避免地必受官方立場所限制,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深明挑戰這些限制有其可取之處,尤其當這些挑戰能夠擴展藝術的影響力與創意空間時,挑戰僵化的體制的確值得。然而假若這些挑戰純為使官方機構尷尬,則這些同行成為了達成目的的「工具/ 道具」時,如此的挑戰的意義何在?

藝術作品的展現,並非單純靠藝術家一人可以達至最佳效果。因而才有了所謂「藝術行政人員」的出現。藝術創作者與藝術行政人員、策展人等之間的信任,除了是條款上的信任,亦是一種情理上的信任。這種情理上的信任在某些時候能製造出很大的灰色地帶,讓藝術家能夠得到資源去創作出挑戰市場或主流觀念或官方立場的作品。《從》此一作品本來就是這種灰色地帶的一個絕佳案例。然而這種灰色地帶亦是極其脆弱的。黑與白的任何一方稍有異動,把這種信任由情理上的信任推回條款上的信任的話,如此黑白交集而成的灰色將變成壁壘分明的黑與白,那麼藝術的表達空間亦將被收窄 -- 畢竟,不少具前瞻性與挑戰性的藝術作品,往往難以單靠市場支持。

最後也補充一點,我看過《從》的相關錄像紀錄,作品本身確有一定的感染力,亦大有解讀之空間。實際上是否有必要於這段時間向媒體宣佈其中倒數的部份為作品《倒》,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再補充一點,《感》當中,我最有興趣了解更多的,反而是《25 分鐘後》,這個結合了文學與香港特色的新媒體作品似乎很有趣,可惜我來不及登記參觀。還望此作日後再有機會展現。

隨筆:當利益扭曲了時空

《明報》突然辭退極具份量的編輯;特首女兒與夫人的行李風波;地產商收回馬屎埔農地;領展的惡劣營運手法;高鐵超支;書店負責人失蹤;機場第三條跑道;TSA 爭議;高官換樓風波⋯⋯
 
各個新的政治組織宣布成立,與及揭出註冊法團或公司時遇阻力;專欄作家「開天窗」被強加編按; 假學歷風波;
 
問題太多了嗎?也許。以前的境況比較好嗎?未必。
 
在最好的時期,璀璨的燈光可以遮掩許多瑕疵,同時也給予人們希望感。來到不景氣之時,失去五光十色的掩飾,才驚覺在享樂之時慢慢走進迷茫之境。
 
在迷茫中,人人都想做船長,帶領大家朝著自己認為對的方向駛去。高舉自決、本土、自主⋯⋯誰是「自」,即「我」?什麼為「本」?「主」宰什麼?
 
這刻看著那些覬覦/冀盼著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取得一席的各種政團,在選前幾個月才宣布成立,又或考慮出選;提出各種光譜的政綱,想要分這一杯羮。然後再看看各種制度的崩離、各種利益團體的張牙舞爪、各種不考慮他人只考慮利益的行徑⋯⋯
 
我悲觀地想,再堂皇的旗號,如此倉促的出師,還是免不了「利益」之爭的嫌疑--即使那「利益」無關個人得失,而是為某個「理想」或「信念」。這些「理想」與「信念」我沒法不打引號,因為它們都太薄弱了。這些「理想」與「信念」是如此信手拈來,計劃是如此的虛空,喚醒的是各種情懷與衝昏頭腦的熱血。
 
我都不能樂觀地認同。
 
可是轉念一想,我又相信什麼呢?我又有為自己的信念做了什麼?我所擁抱的「信念」,又是否要打上引號?又轉念一想,在如此制度崩離的社會中,信念似乎已經沒有價值了。畢竟這兒是如此擁擠的香港。被利益扭空了時空的香港。
 
此刻我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擁抱什麼信念。也許,「利益」就是這裡的「信念」,僅此而已。

【舊書新評】劉以鬯《島與半島》

【舊書新評】系列引言:

此系列將不定期(即按本人的閱讀進度)搜羅出版多時的舊書,讀後寫一篇新的評論。這是一個堂皇的藉口,讓我能追回一些應讀或想讀卻太懶沒有讀的書籍;並且思考在當下閱讀這些書的意義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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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與半島
獲益出版的《島與半島》封面

 

《島與半島》是劉以鬯在七三年開始連載的作品,到七五年結束。九三年由獲益出版社出版。原來連載的六十五萬字,被刪減至只餘十多萬字。據劉以鬯的自序所說,《島與半島》不是「情節小說」,也不是「新聞主義小說」,也不是「紀實小說」。這無法歸類的小說是一次嘗試。而寫作的動機,是「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將實際存在的現象轉為藝術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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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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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ource: Huffingtonpost 

美國總統大選是近日不少外國媒體的焦點。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由商業大亨及電視名人轉戰政界的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意外」地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大熱門,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往往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財富》 (Fortune) 雜誌最近一篇報導就引用了電視媒體分析學者 Andrew Tyndall 的研究結果指出有關 Trump 的報導時間 (coverage time ),在 CBS 、 ABC 、 NBC 等傳統新聞節目中獨佔鰲頭。在 2015 年時,三個電視台合共以 327 分鐘去報導 Trump 的新聞;同期, Jeb Bush 與 Ben Carson 各佔 57 分鐘, Marco Rubio 佔 22 分鐘, Ted Cruz 則只有 21 分鐘。單看此點,也許已經理解為何 Trump 的支持度會遙遙領先,即使報導未必全屬正面(甚至不少為負面),但其肯定於民眾心中印象最為深刻。

不過,支持度高卻不見得受黨內及媒體歡迎。其出位言論(包括各式極端保守的政策,帶濃厚宗教歧視成分的言論,搖擺不定的政策論述與理念等),都備受抨擊。奇怪的是這些抨擊似乎並未減低人們對他的支持度。而媒體最初亦只視 Trump 為「小丑」的角色,並沒有認真的看待其參選。Huffington Post 更曾表示只會在娛樂版報導 Trump 。到後來其支持度高企而多個共和黨建制心儀的候選人相繼退選,不少媒體與評論才漸漸開始擔憂,但似乎為時已晚了。

Donald Trump 的強勢似乎已是無可挽回,共和黨卻依然未能團結抗衡。儘管如此,美國的媒體已迅速的反思其崛起的意義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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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教育」

Maths
圖片截自 Topick  的Facebook 截圖

日前經濟日報的 “Topick 話題” 有一報導,題為《考起碩士生的小一數學題 毛孟靜:病態教育》 。看了標題,會以為是什麼深奧的題目。點擊進去一看,其實只是簡單的推理題,題目本身到底是小學練習,抑或是小學奧林匹克數學練習在此無從稽考,不過實際上即使不是奧數的題目,小學四五年級也應有能力解答之。毛議員的批評,似乎有點斷章取義立場先行。不過,她口中所說的「病態教育」正正反映在這一種心態之上。

這種心態在於,要學生答對答案比起要學生思考更重要。這種題目是否真的很深?它要求解答者有的,只是對加減數的認識,以及基本的推理能力。它困難在於需要把兩者同時應用而已。然而,這種題目卻是最能使學生覺得有趣,又或最需要動用腦袋去思考的題目。它的目的不在於「操練」而是引發學生的思考,以及以邏輯推理的能力去解答。操練是要讓學生對相似的題目感到熟悉,而能夠「不加思索」地解答;引發學生思考,卻強調學生能夠面對各種奇怪的問題也能思考如何解決。

香港教育的「病態」在於,我們期望學生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有創意」,但是當給予學生這類題目的時候,又會指責題目太深,「考起碩士生」。香港教育的「病態」在於,我們竟然期望教育制度能夠讓學生不用經過思考就能夠有解決困難的能力,能夠不用思考就能訓練出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還記得小時候對於這種數學難題更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不沉悶。它們需要動腦筋;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想得到答案,但是那種趣味,並非課本中的死板題目可比。

功課與教育

早前在《時代週刊》中看到一篇文章,論述為什麼父母不應迫小孩做功課 - 至少,不應在小學及幼稚園時這樣做。文中引述了美國一份綜合自 1987 至 2003 年有關功課的各種研究,總結出這種功課與成績,及在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的「correlation」。

無疑這其實是一種「呀媽係女人」的道理。做功課當然對成績有影響,而兩者也就一定有相互的關係。然而,年紀越少,這種正面相互的關係就越弱。這其實也是顯淺不過的道理:有哪個小孩會想一天做幾個小時的功課?小孩子活力充足,自然更希望能夠多遊玩一點。實際上,教育從來都不只是依靠功課。但為什麼在這裡,功課的重擔似乎有增無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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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夜過後,恐怕香港再無對話之空間

事先聲明,此文無意為 2 月 8 日晚上至 2 月 9 日凌晨之事件下任何對錯之定奪。正如之前寫到,其實很多事情沒有所謂唯一的真相。世界是四維度的立體派畫作,強行把之定為二維度的「對 vs 錯」,必定會造成 loss of information。再者,事情遠比表面的複雜,根本不可能以對錯作為最終之定論。雖然到最後我們還是得判斷,但在判斷之前必須了解到事情之複雜性。

受限於本人自身 Facebook 的資訊來源及朋友圈,屬於偏向開明自由者居多。我只能結合了以下幾個主要媒體之即時報導與早上之報導 ( NowTV,有線新聞,明報新聞網,香港 01,蘋果日報),和幾個不同的網媒在現場與後來補充的報導(如熱血時報,端新聞,立場新聞,以及一些稍有名氣但我忘了名字的 Facebook page) ,來作觀察。

好,以下才是正文:

昨夜身在家中。Facebook 上的消息如雪飄下。至深夜之鳴槍事件,固然令人震撼,也感到憂慮。此夜過後,恐怕香港再無對話之空間。

那是如此視覺化的一件事情。

當晚於 Facebook 上最為廣傳的,是某交通警拔槍往前指的影像。這一影像背後所指向的,絕非單純的「有警察拔槍」,而是兩種可能的理解及引申意義:

1. 警察使用過分武力。而由於警察在此代表著政府,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則變成了「政府過分打壓人民」之類。

2. 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致使警察需要鳴槍示警。而由於在此,示威者代表著某種群落的人物(如,搞事青年,反對派),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於此,則變成了「政府終於出手平亂」,或「搞事青年終於迫使政府出手,警方申張正義」之類。

此兩種引申意義其實都毫不準確。因為兩者都是把影像抽離於現場的複雜性及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作延伸。由此引申,單以「開槍」和「篤魚蛋」等字面意思去作判斷的論調,也是把事情抽離於現實的複雜性中。因為當晚可以斷定的是,並非單純的「支持小販」以及「拔槍示警」。

然而,在當晚事情發生的當下,卻是以如此視覺為主的「報導」主導了觀者的資訊來源。部份網媒如熱血時報等,提供幾乎即時之視頻報導;學運活躍成員亦以 Facebook Mention 作現場直播。這類報導於我來看,其角度更貼近「參與者」而非「觀察者」。在該類短片中我們看到的雖為一些確有發生的事情,但在短片以外到底這些報導者有多介入事情當中,我們永遠無法得知。

再者,當晚即時發布的各式照片,只是從整個事件之時空連續性中抽取了一點,並輔之以文字作為解讀之方向。這些文字大大影響了我們看照片的角度。選擇以哪些文字去描述照片,則是發文者的意圖的表現,然而這種「意圖」卻往往能躲在照片的「真實性」後不被明言。

照片的意圖不被明言,然而行動本身的意圖卻被一再強調。「撐小販」是那不斷重覆強調的意圖。事件的確是由小販被食環署嚴厲地檢控所引起。這種一反過往(據稱是 2013 年前)農曆年放鬆執法的做法,的確引起不少反感。而這種嚴厲執法固然有其表面的意圖(維持市容整潔、保護地產經濟、公共空間之詮釋權等)與潛在的意圖(挑撥政治矛盾,營造對抗情緒以便在政治上取得某種優勢)。

同理,示威者與食環署的對峙演變成為衝突,亦有其表面意圖:撐小販與支持本土經濟(?); 以及其潛在意圖:或許是製造對抗情緒以在政治上取得優勢,或許是激化抗爭以圖突顯政府之不仁等等。在此我沒法完全的推測出雙方確實的潛在意圖。

我之所以說這是一件視覺化的事情,因為兩者的意圖,很大程度都依賴一種視覺化的呈現來達成。(其實兩者的潛在意圖幾乎一樣,相異的只是其表面意圖)透過將其意圖隱藏於照片及註釋文字之中,引發出兩極的理解,從而挑起矛盾,引發本來站於中間的大眾面臨一種架空了的抉擇:讀者必須在如此影像中作出判斷並站到某一立場之中。

然而讀者卻不被容許,或至少不被鼓勵去探求整個事件的複雜性,甚至乎不容許在此不作抉擇。因為所見的影像是如此「大是大非」,以及如此「震撼」,對這種黑白看似分明的情形抱有 undecided 的立場,很容易被標籤為「政治冷漠」,或「自私」,或以時下流行之用詞--「港豬」等。

這種視覺化的處理,把一個複雜之至的事件簡化為一系列的影像,隨影像而來的卻是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支持或反對。這些影像本來也許能容許很大程度的 ambiguity,然而因其為報導,附以註釋的文字,則很快把原來的模糊空間抹殺,換成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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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因為視覺化的效果如此強大與迫切,在處理上,帶有政治立場之一些媒體,其處理的速度往往佔據了優勢,而這個優勢又對於製造民情有極大的影響力。

這可見諸事件發生當下,較多人分享的資訊來源均來自熱血時報及蘋果日報(起碼在我所觀察中所得)。不過因欠缺正式的統計,所以這部份只能以印象作準。但可以肯定的是,TVB, NowTV 及有線電視,都有即時新聞去報導;然而其受限於直播媒介的限制而無法以擴散式的出現而重複被看見,也無法以註釋文字去「解釋」事件。

可重複性及註釋文字在此是一種利器。因為它能夠營造出一種較為固定的觀感。直播媒介由於隨時間而流動,所造成的觀感難以凝結成為一個清晰的形態並加以自我複製。網媒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的特性,透過重複分享營造出一種共同的觀感並不斷自我加強,從而達至最有效的「宣傳」(propaganda) 效果。

傳統媒體,尤其著重於展現更多角度,更完整地呈現事件之媒體,則要到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方能剪輯出一個相較客觀的報導(比如說有線新聞於早上 8:45 分所發布的 6 分鐘完整版) 。然而在網絡時代中,數小時的差距可說是彷如隔世了(尤其以點擊率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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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感到憂慮,在於當雙方的潛在意圖似乎都在於挑起一些被架空了的矛盾與衝突,而避免在更抽象更深入、在衝突議題、在影像背後的差異中尋求共存、尋求對話與協商、尋求合作與讓步時,社會中某些既定的信任,或一些維繫社會的契約就會被瓦解。這種視覺化的處理,以及其「宣傳」的效果,往往是客觀分析與思考的阻力。人傾向於對如此震撼的情景作出即時的反應,而即時的反應與觀感將塑造了我們觀看與思考的角度。由此我們將日漸失去了對話與協商的能力,這對於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其實並非好事。

在此,容我引一段盧梭作結。

引自《山中書簡》第 8 書:

「自由不僅在於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於不屈服於別人的意志。自由還在於不使別人的意志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從公約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

(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下午。記旺角事件有感。)

社交媒體是柄雙面刃

doubleedgedsword

社交媒體把我們連結起來,同時又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大刀一揮。

胡晴舫今日在台灣蘋果日報寫到有關舉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在今天的中國中似乎已被摧毀。有關這個問題,我其實在近幾週一直在反覆思考。胡晴舫寫的是黃安「舉報」周子瑜。在香港我們有陳淨心舉報各個政見與她不同的藝人。這彷彿像是華人獨有的問題,又或者,如此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一些「愛國」者向「國家」「舉報」某些藝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相違,從而封殺這些藝人的工作機會。一種建立圍牆的方法,把異類抗諸牆外,牆內愚昧者振臂歡呼,牆內清醒者或嘆口氣,或著力隱藏自己的清醒。牆外的人或憤恨,或冷眼旁觀。

舉報這回事,在社交媒體網絡發達的今天,變得越來越簡單。而「舉報」也不再需要有特定的「部門」。只消在社交媒體,如微博上大筆一揮,寫下幾句話,「舉報」一下某某,「揭露」某種「惡行」,一切就會自動運作起來。

真正可怕的,卻不只是那個封殺的決定;真正可怕的是本來用以連結人,本來可以促使人接觸更多不同看法的,本來可以促進對話的社交媒體,現在反而成為了一個切斷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最大助力與共謀。我們即使身處牆外,何嘗不曾面對如此的恐懼:就怕某天說了一句引起爭議的話,好事之徒自會截圖廣傳;好事之徒並不會每次都成功引起「公憤」,有時也會被群眾反撲自食惡果,可是這種無形的恐懼,在今日香港,不管你的立場如何,不也是猶如幽靈般如影隨形?

一個不小心的打錯字,一時手快大意用了「簡體」寫字(甚至乎僅因學過行草書法而寫下了「簡體」),一時氣憤寫下某種狠話,一時愚蠢做了件蠢事被拍下,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日後被批判的把柄。即使與朋友在聊天軟件裡說話,有時候似乎還得提防被截圖。(當然,那就看你交了什麼樣的「朋友」。於我來說,真的朋友並不會如此做)

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這是中國人的醜惡吧?其實這樣的劣根性,大抵是世上最平等最公平的事:它存在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美國,政治正確幾乎成為了另類的緊箍咒。在 Twitter 上,那些斷章取義再引發群眾圍攻的事件比比皆是。有人為此寫了一本書Jon Ronson’s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搜集了幾個不同的案例,有的因一句無關痛癢的內行笑話,而被旁邊聽到的女士投訴其言論貶低女性,最終因此說笑話的人被公司辭退;而投訴者也備受網民斥責,而她的公司亦受不了壓力把之辭退。

一名女子前往南非,在僅有百多人追蹤的 Twitter 帳戶中,寫下了一句完全政治不正確的「自嘲」 (“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 。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 stupid joke。不過這樣一個 stupid joke,卻使這位本來在紐約某大公關公司的女士,在十一個小時內成為了 Twitter 公敵。她的某個 follower 把這句 Tweet 轉發給自己的 15,000 個 follower 看,然後轉眼間,就出現了各種 hashtag, 以及上萬計的回響,甚至有人發起在南非等候她的航班⋯

這是網絡世代的悲哀。一個本來可以讓人連結起來,更了解不同人的面貌的平台,卻成為了切斷人的信任的助力。因為「斷章取義」太過容易,太過誘人了。因為我們都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害怕在這個必須引人注目的網絡中被遺忘。因為注意力就是金錢,所以我們越來越不安,越來越希望借助群眾取得話語權,而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箭靶。

可是,今天你帶著千軍萬馬威風八面地向某個目標萬箭齊發,他日卻很可能是你成為那個箭靶。在成文之際,黃安的微博已經刪至一條不剩。

當我們每天舞動著這柄雙面刃時,我很懷疑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