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不信任⋯⋯-讀端傳媒《專訪票站主任》後之一點想法

信任二字,是近年香港很多問題之精要所在。端傳媒今日一篇《專訪票站主任:港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由一位制度內的公務員把問題道出。我從此文中仔細觀察與思考,加上近日各式的政治人物之言論等,得出以下幾點觀察分析,算是稍作回應。

有關信任的問題⋯⋯

對於社會制度的信任,是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基石。簡而言之,是由於現代城市人口稠密,我們無法認識每一個人,因此必須依賴制度去維繫信任。香港過往的社會制度,尤其是公共事務的制度,深受英國的制度所影響,並因各種歷史政治因素而完善,成為了一套港人引以為傲的制度。這套制度支撐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區內以至全球的金融市場中重要的一員,亦使香港䌓榮。對於這套制度的信任,源自過往英國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所影響下的政府改革,以及廉政公署的成立,使得香港得以一個廉潔、高效的公共事務制度,取得市民的基本信任。這個信任,在一般市民而言,是印象式的。大部份市民也許像我一樣,其實對於公務員體制、公共事務的行政、法律規定的詳情認識不深,然而從平日所見的事務,以及各式相關新聞報導中可見,那套公務員及公共事務的制度,是可靠、有效並公平的。至少,這在回歸前以至回歸初期,這種公信力依然存在。

直至近年,或,如很多人所指出,自今屆特首上任後,這種對公共體制信任的觀感急劇消失。其實自 2003 年起,香港人對於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回歸初期。不過其後也許有過回升的趨勢,只是本屆特首的作風,加上傳媒的報導取向,使得這種信任幾近盪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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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當選之幾點觀察

新界西的獨立候選人朱凱廸最終成為今次立法會地區直選的票王,實在有如上屆英超由李斯特城封王一般,完全超乎意料之外。朱凱廸整個選舉工程,就如去年李斯特城面對一眾豪門一般,以小擊大,面對著各個政黨的選舉機器,朱凱廸只能動員理念相同的人,以各種方式去拉票。同時,由於朱凱廸提倡的是一種關注土地、環境、社區連結等的政治理念,所以其選舉宣傳品的製作,往往非常「土炮」,以回收的橫額、單車巡遊,甚至是各式的 upcycling 設計。這些宣傳物資都有別於傳統候選人的宣傳品,無疑是讓人耳目一新,能加深選民之印象。不過,注重環保也好,宣傳單張還是必須印製。朱凱廸的選舉工程裡,連同英文的宣傳品在內,(從其網站可見)有十二款的傳單,內容充實具體。在此先姑勿論到底政綱是否可行,但其認真的製作與宣傳其理念,以及對相關的議題的深入研究,足見其認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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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立法會選舉我所留意的人選

終於到了立法會選舉的日子。

早前寫過兩個挑選候選人的原則,其時也寫到,投票的決定,還是得由自己去做。其他人建議什麼,策略上要投誰,你可以選擇相信他人提議的策略,同時也可以自己下最終的決定。這是此文的大前提。

此文的第二個大前提是,以下提出的,只是假如我是不同選區的選民,我會傾向投給誰。而這個「我」,大概可以代表的,是那些中間游離(但不考慮建制派候選人)的選民。而這個「我」,是主張要以協商作為政治的手段,去達成所有的目標。

在如此前提底下,我會提到旳,只有新界西與香港島。因為對於其他選區的候選人認知不算很深,也就不作任何評論,但仍會列出我會選擇的候選人。

新界西的候選人當中,我的選擇,是朱凱廸或黃浩銘。朱凱廸在論壇以至所有文宣中,皆表現出其認真要改革的決心。認真此一環,足以讓我夠信心投他一票,即使在一些政策上他或未能說是最熟悉,但認真的人不可能放過自己,能進入議會的話,我相信他能帶來改變。事實上改變也許早已展開:其選舉的文宣所用的方式,已經與眾多候選人截然不同。但這個不同竟也使他今天能高踞新界西的次席。這樣的候選人,實在是令人又敬又畏。同樣重要的是,從皇后碼頭到菜園村的抗爭,到今天參選立法會,朱凱廸還是一樣的,忠於自己。

而黃浩銘則具備相當的社運經驗,雖然我對社民連的理念不是完全認同,然而其對弱勢社群的關懷,亦是值得支持的。當然,選他的主要原因也是策略性的。因他亦是爭取新界西末席的一個重要競爭者。

香港島的選戰,我在因緣際會下也算是參與了一點。我比較想提的,只有黃梓謙。民主思路的中間路線,在如此分裂的社會底下,其實很難找到空間去爭取更多支持者。中間派別往往會被視為「兩面不是人」,建制派視之為泛民;泛民或本土派視之為所謂的「投共」、「建制B 隊」。在這種情形下,還是肯下盡功夫,一點一點的開拓支持者的基礎,實在是不容易。他的背景或許有點幫助,雖是在屋邨長大,不過憑藉努力考上港大,再獲奬學金於牛津讀外交碩士;其工作經驗亦使他走遍世界與內地。如此廣闊的背景,的確有助於展開對話。尤其是外交學的正正就是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對話。這一點我認為在今天香港顯得更為重要。再加上學者作為智庫的支援,在政策上、協商上、推動對話上,黃梓謙也會是一個能改變議會現狀的人選。而他的支持度由幾星期前的1%,到選前一天升至約 3%,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上升趨勢。唯一可惜的是,現今香港的氛圍,中間路線,或推動對話的路線實在是走得極為困難。

其他選區的選擇:
新界東:張超雄/麥嘉晉
九龍西:毛孟靜
九龍東:譚得志
超級區議會:鄺俊宇

各區候選人名單:

地區直選 (按抽籤號數排列)

香港島(15名單爭6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1.黃梓謙、2.劉嘉鴻、3.葉劉淑儀、4.何秀蘭、5.張國鈞、6.詹培忠、7.鄭錦滿、8.羅冠聰、9.沈志超、10.王維基、11.徐子見、12.司馬文、13.許智峯、14.陳淑莊、15.郭偉強。

九龍西(15名單爭6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1.吳文遠、2.何志光、3.毛孟靜、4.梁美芬、5.譚國僑、6.朱韶洪、7.黃毓民、8.黃碧雲、9.林依麗、10.蔣麗芸、11.關新偉、12.劉小麗、13.游蕙禎、14.李泳漢、15.狄志遠。

九龍東(12名單爭5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1.黃國健、2.胡穗珊、3.高達斌、4.譚香文、5.謝偉俊、6.柯創盛、7.呂永基、8.胡志偉、9.譚文豪、10.黃洋達、11.陳澤滔、12.譚得志。

新界西(20名單爭9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1.黃潤達、2.尹兆堅、3.高志輝、4.周永勤、5.鄭松泰、6.鄺官穩、7.田北辰、8.何君堯、9.梁志祥、10.郭家麒、11.黃浩銘、12.李卓人、13.黃俊傑、14.麥美娟、15.馮檢基、16.陳恒鑌、17.張慧晶、18.呂智恆、19.湯詠芝、20.朱凱廸。

新界東(22名單爭9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1.方國珊、2.林卓廷、3.廖添誠、4.陳云根、5.梁國雄、6.張超雄、7.楊岳橋、8.麥嘉晋、9.鄭家富、10.葛珮帆、11.侯志強、12.李梓敬、13.鄧家彪、14.范國威、15.陳玉娥、16.黃琛喻、17.李偲嫣、18.陳志全、19.梁頌恆、20.梁金成、21.容海恩、22.陳克勤。

功能界別

區議會(第二)(9名單爭5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

801.涂謹申、802.李慧琼、803.鄺俊宇、804.何啟明、805.陳琬琛、806.王國興、807.關永業、808.梁耀忠、809.周浩鼎

毛記電視的「夠票」短片-

毛記電視昨天上傳短片,其中一名主持,或容我稱之為「藝人」,以某民建聯候選人之宣傳色調衣著,以及手持相關色調之「宣傳品」,「落區」宣傳該候選人之「區議會選舉夠票」,「選情不急」等等。作為惡搞片段的確是大膽的一著。不過不等於可以被接受。片段上傳不久,已有質疑是否會被指為干擾選舉而受查;而相關候選人亦已落有關的部門落案,要求調查事件。

其實只要稍作思考,這段「惡搞」的片段,的確踏入了一個危險的區域。我可以想像得到這個概念的來源,是來自創作小組又或三五知己「吹水」的一種橋段。「吹水」中覺得有趣且有惡搞潛力,以毛記電視過往的習慣,即以量取勝的出產方式來說,如此橋段被製作成為短片不可說是意料之外。然而如此的出產方式之壞處,在今次事件中就顯露無遺。可以想像,這短片由製作到發佈,所經歷的編採決定,皆以「能否引起話題」為核心問題。如此的製作模式在過往能夠安然無事,因為相關的內容幾近無傷大雅,又或甚少觸及真正的公共事務運作。此段短片之所以踏入一個危險區域,其中一個原因是其接觸的人為真實的選民。從片段可見,這些選民包括了被泛民視為建制票源的長者等。而刻意誤導選民,的確是不能接受的做法,不論是在法理上抑或民主原則上。

而最吊詭的是,反建制派的人往往批評建制派,利用長者與弱勢的弱點取得支持;但這條惡搞短片背後的概念,其實同樣運用了這些人士的弱點,試圖使對方誤會某候選人「夠票」。因此在看此段片段時,還是會感到有所保留。這與我之前一直強調的,我們必須確立一套一致的原則有關。我認為此短片踏進一個危險區域的原因,則是因為其背後隱含著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心態。這種心態無疑是能帶來即時的快感。不過這種快感演變下去,將無意間合理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暴易暴」的手段。這兩種手段,往往會讓人「暫緩」對原則的堅持。可是當不再堅持原則,那麼立場的對立的分野在哪裡?

當然,如果視之為純粹的戲謔,或許可以無傷大雅;不過片段看得出帶著半認真的意味,同時由於無法得知「受訪者」或那些市民,在事後是否有被告知為戲謔惡搞,因此這亦是為什麼我認為是次的短片的確有過火踩界的嫌疑。事實上,毛記電視也很快把該段短片收回;不過相關的影響已經造成,而到底相關製作單位是否要負上任何責任,就只能交由相關部門去決定。

我個人對於毛記電視,或 100 毛的戲謔其實沒太多好感。儘管有些時候其內容的確教人眼前一新,但相關的模式,實際上是以海量的帖文嘗試找出能夠瘋傳的話題。這種製作的模式,與香港某段時期電影行業的「七日鮮」實有相似之處。然則 100 毛或毛記電視在這個時代,冶娛樂與公民參與於一體時,如此快速的製作模式,我認為是次事件,將是一個警號。以戲謔方式參與塑造公民意識之路,實在還是得有更多的思考作骨幹。

田北辰與朱凱廸之鐵路車費爭議-一個客觀之分析

日前,朱凱廸於臉書發帖,指出東鐵西鐵之車費差距極大,造成新界西市民交通費用高昂的問題。而其後,田北辰之團隊又於臉書發帖反駁,指東鐵線之每公里車費其實相比西鐵線高昂。具體數字請參見以下連結:
朱凱廸網誌:http://bit.ly/2bE8MTd
田北辰臉書:http://bit.ly/2bSVE8F

簡而言之,兩者差異在於,朱凱廸以上水至紅磡的距離及車費作計算;田北辰則以羅湖至紅磡之距離及車費作計算。網民之反應,當然是認為田北辰團隊之回應才應被視為「篤數」的計算方式。這或多或少,與田北辰的親建制立場,以及朱凱廸的反建制立場有點關係。那麼,客觀一點來看,又應如何作評論呢?

明顯地,朱凱廸的計算方式,是以香港居民日常生活之習慣作為本位。一般來說,居於香港並且有投票權的居民,使用交通工具的習慣可以視為「境內」的流動。因此,以境內的鐵路服務作計算,是以貼近一般市民生活之視角來計算。田北辰團隊的計算方式,則以「公司」為本位。港鐵公司營運鐵路,提供的服務包括了羅湖站(以及沒被計算的落馬洲站),因此按照田北辰團隊的邏輯,每公里車費的計算方式,需要把羅湖站包括在內。表面看來,似乎只是「視角」的不同所致的差異。

但其實心水清一點的話,是可以看到,以「公司」為本位,即整條東鐵線為考慮的收費而言,上水至紅磡之車費,與及羅湖至紅磡之車費實有巨大的差異。

羅湖至紅磡,單程八達通收費
$38.1
上水至紅磡,單程八達通收費
$10.2

由此可見,其實港鐵在車費定價上,是考慮到,往紅磡的乘客需額外負擔上水至羅湖之車費。畢竟,上水至羅湖之距離,按照田北辰與朱凱廸的計算的差,只為 3.4 公里。往羅湖的乘客,則需支付多一倍的車費。按距離計算,羅湖段至上水段之車費,每公里超過 $7。實際上,在筆者調查時更發現,羅湖往上水之車費(單程八達通收費),只是 $24。換句話說,羅湖往紅磡的乘客,如果先在上水站出閘,再由上水坐去紅磡,相比起不出閘便宜 $3.9。當然,這可以說是「時間成本」。

田北辰團隊的計算方法,實際上就是把羅湖至上水之額外成本,轉移至上水至紅磡的乘客的身上,造成「東鐵線每公里車費比西鐵更貴」的現象。如此做法不難理解,畢竟田北辰曾為九廣鐵路管理局主席,如此的「掩眼法」實在並非難事,稍有商業頭腦與統計學的知識者,皆可幾近隨心的運用數字去改變觀感。

而朱凱廸的計算方法,針對的不止是每公里車費,而更指出了「時值」的準則。「時值」準則是針對巴士收費作為比較。事實上, 西鐵的定價顯現是針對巴士定價定下準則。如此之準則是否有合理的理據基礎,這是值得深究的。

田北辰團隊以「篤數」去形容朱凱廸之分析,然而實際上有「篤數」之嫌的卻是自己的計算。這種誤用詞彙的現象,其實廣見於泛民建制與本土候選人。問題是,當這些詞彙被如此的濫用與誤用後,一切政綱將變得流於表面而欠缺內容。由各派候選人之辯論表現可見,香港的政治流行著這種只具表面而欠缺內容的「爭議」。這大概是為什麼很多選舉論壇更像是街市罵戰的原因。

是以,我只呼籲各位,在決定投票前,請務必考慮候選人實際的議政能力,即辯論、談判與提出具體可行的倡議的能力。即使立場並不完全符合自身旳立場也好,這種能力將使選民日後向候選人/議員反映自身的利益與訴求時,得到具體的回應與考慮,並可能改變候選人/議員之立場。

(參選新界西的名單,有黃潤達、尹兆堅、高志輝、周永勤、鄭松泰、鄺官穩、田北辰、何君堯、梁志祥、郭家麒、黃浩銘、李卓人、黃俊傑、麥美娟、馮檢基、陳恒鑌、張慧晶、呂智恆、湯詠芝、朱凱迪。)

譚領律與容海恩

昨日網上流傳新界東港台選舉論壇,容海恩律師的表現,與其名單中的譚領律在身旁的真情流露,成為了另一熱議焦點(連結: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830/19754269)。一向甚少看蘋果日報動新聞的我,也禁不住要分享此 video,因為譚先生的真情流露,實在太過真誠不掩飾,並且近乎完美的演繹了網絡金句:「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_一樣的隊友」(為免冒犯候選人,在此還請讀者只行填充)。

譚先生被拍到,在容律師(毫無自覺地)發言時,先「沮喪低頭」,其後把雙手交叉於腰間,並在容律師發言(尤其是其言論不合邏輯)時多次的輕拍容律師的手臂,基本上就是「夠啦,你冷靜啲」的意思。而在主持宣佈容律師發言時間用完時,譚則流露出微笑,感覺是鬆一口氣,「Finally! 」的感覺。

譚先生的身體語言,以至各種向容律師提示的小動作,實在是反映了現時香港政治中的一種情況。走出來見人的,面對群眾發言的,往往不知所言何物,而在後方支援的,只能落得一個「無眼睇」的地步。而最可悲的是,由於後方支援的,或因各種原因(比如說,資歷、名氣、地位、關係)而暫時未能成為走在前方面對公眾的那位,他們即使更了解情況,即使有更好的能力,即使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忍,什麼時候該說什麼,也無法直言不諱的指出,只能在後方眼睜睜的看著各種醜態百出。

譚先生的舉動,似乎有別於不少建制派的梯隊成員。起碼在我們看到的片段中,譚先生非常自覺,並且在聆聽時亦有思考:「到底容律師的發言是不是有問題?」又或起碼他在腦海中亦有思考如何回應對手的提問,方會到聽到容律師的發言後,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不知有多少泛民的議員在看到此幕後,有想過於本屆選舉後,嘗試把譚先生挖角?能如此自覺,甚至能勇於嘗試「制止」失言的上司,如此人才留在建制,實在可惜。

有關言論自由的兩個要點-就周永勤退選所得之觀察

前言:寫這一篇觀察,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周永勤退選一事鬧得全城熱議,作為新界西的選民,票投予誰我早就心裡有數。只是看到如此一事,第一反應當然也是覺得詫異,畢竟因人身安全受威脅而棄選之事,香港是前所未見的。這自然與言論自由有關。不過,當有更多的細節出現,以至了解具體的指控,涉事的人物各自作出回應以後,這件事就變得有點複雜。我所指的複雜,並不是指當中的政治利益瓜葛,或各種政治計算,或背後的權力鬥爭等的複雜。這些從各種報導(姑勿論是根據事實或謠言)中可見端倪。這件事情的複雜在於,它所牽涉到有關言論自由的原則,並不如表面般簡單。儘管從面書上可見,基本上網絡上的看法皆是同情周永勤的,不齒何君堯的。

寫這一篇觀察,我之所以戰戰兢兢,是因為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或論點,有一部份與網絡上的看法相異。我個人對於何君堯並沒有什麼好感,看過他在一些論壇的發言,對其曾是律師會會長感到有點不解(雖然我並不知道他作為律師的水平如何)。我對自由黨,或何君堯兩者都沒有任何的看法。這篇觀察的目的,是為點出有關言論自由的兩個要點。這對我們理解言論自由,以至去評斷此事或去有一點幫助,即我們能夠擺脫自身立場所造成的偏差,更客觀地以一套一致的原則去看待此事。

「頭盔」總算帶好,接下來就進入正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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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香港求生手冊-兩個挑選候選人的基本原則

選舉季節又再來臨,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說的好聽是「百家爭鳴」,說得不好聽⋯⋯就不要說了。各個選區幾乎都有破紀錄的候選人爭奪議席,作為選民,或準確一點說,作為游離選民(而非某些黨派的死硬派支持者),這一票應該如何投,如何投才對得起良心,如何投才不會延續香港現時的困局,似乎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此文的目標,不在於提供「投得過」的候選人名單供讀者參考。誰人值得支持,不可能由筆者幫你決定。不過筆者對於如何找到一個值得你支持的候選人,還是有話想說。

這篇文章,對於過往支持泛民也好,支持建制也好的讀者,其實都是通用的。泛民建制,甚至是新近冒起的本土,把他們的立場差異抽走的話,其實大同小異。立場固然是要考慮的因素,即使筆者一向強調要透過對話來解決立場之間的差異,作為選民不可能沒有立場,尤其在對香港該如何走下去,我們必須要謹慎仔細的思量。

只是,單憑立場去決定票投予誰,又會造成另一些問題。比如說,你贊同某某的立場,但某某總是失言,總是在言語間暴露出自己的無知,這一票又應否投給他?投了給他,對解決香港現時的困局又是否有用?立法會選舉的一票,遠遠不止是表達立場的一票。這一票將是組成未來四年立法會的議會文化的一票。亦即是,這一票不單是表達選民當下對政府的不滿,同時也是對香港未來投下的一票。

筆者認為,每個人可以對這個未來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選擇合適的議員一事上,還是有一些原則,共通於不同的立場之間。這些原則,我提出來給予讀者引發討論,望找到跨越立場分野的一些共通點,並在此之上,尋找香港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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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村落想像

In a book called ‘The Gutenberg Galaxy’, published in 1962, the media guru Marshall McLuhan declared the ‘the new electronic interdependence recreates the world in the image of a global village’. This was an extraordinary seerlike insight, well ahead of its time, but McLuhan’s simile of ‘global village’ is inadequate, both as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Villages are small, usually homogeneous and conformist places. Tolerance is not their hallmark. When things get rough, villagers who have been neighbours all their lives can end up murdering each other: Serb and Bosniak, Hutu and Tutsi. ‘Global village’ is neither where we are nor where we should want to be.
– “Cosmopolis” in “Free Speech” by Timothy Garton Ash, p.18

地球村總是給我們一種美好的想像,彷彿天涯若比鄰,而所有人都如村民般,互助互愛,充滿人情味。這是村莊的美好一面。我們在想像時往往會向美好的方面想。Timothy Garton Ash 的講法,則戳穿了美好想像的外表,直抵「村」的核心:村莊是一個細小的、同質的、服從主流的地方;而村莊往往並不「包容異已」,更多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須誅之。放逐、運用私刑這些事情,往往見諸村落而非城市。不過對村落的想像與嚮往,似乎深入很多人的心中。

這種嚮往,可見在佔中/雨傘運動時期的「夏慤村」,以至其他以「村」作為想像的各式「非主流」的活動之間。在城市中建構「村落」似乎是對抗消費主義的形式。這種想像與提倡,固然有其值得支持的地方,尤其在塑造身份認同,建構公民身份方面有其意義(因為我屬於此地,故我關懷)。然而在提倡的同時,必須看到這種想像與提倡背後或許出現的負面影響。就如此段引文所言,「村落」往往是同質的(homogeneous)。這往往會造成一種強烈的排他性,即對非我族類的抗拒。但這又與當代城市/國際都會的本質互相衝突:國際都會往往是一個多元之地,來自不同的地方、文化,擁有不同宗教,以及不同種族的人匯聚於一地。村落與國際都會兩者之間充滿著衝突,因此要如何取得平衡,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在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越趨盛行,同時又越來越多人借助「本土」「國族」之名追求身份認同,「村落」的背後那種同質與排他的特性,會因而更容易顯現。上述的各種特質,對於言論自由,對於追求一個更好、更公義、更理性的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威脅。我所懼怕的是,在這種環境下,言論自由可說是腹背受敵:一方面越趨保守的中共政府收緊國內言論自由的空間,而牽連到在內地有業務的香港企業作出自我審查;另一方面,越益受到追捧的本土主義、自保的心態,一種「村落」式的心態,會使香港日益追求著同質化,遵從某些教條或立場,而使得意見相異的討論空間日益收窄,而這種收窄背後高舉的卻是一面堂皇的旗幟--「對抗極權的壓迫」。這種吊詭的情形,似乎越來越常見。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中寫到:

“ To refuse a hearing to an opinion, because they are sure that it is false, is to assume that their certainty is the same thing as absolute certainty. All silencing of discussion is an assumption of infallibility.”

不過人不可能是沒有錯,而歷史告訴我們,即使人有錯,即使歷史上很長時間世界並沒有各種現代的民主體制,但人類依舊往前進步著。依舊把很多不合時的想法淘汰。 Mill 認為,理性的行為與意見能主導人類歷史,是因為人具有以下的特質:

“ Why is it, then, that there is on the whole a preponderance among mankind of rational opinions and rational conducts? …. it is owing to a quality of the human mind,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respectable in man either as an intellectual or as a moral being, namely, that his errors are corrigible. He is capable of rectifying his mistakes, by discussion and experience. Not by experience alone. There must be discussion, to show how experience is to be interpreted.”

討論並不同於提倡一種主張,或表達一種立場。討論永遠是雙向的,多角度的;表達立場,提倡一種主張卻是單向的。我不肯定在以「村」作為想像的人之中,有多少願意討論這種想像與香港現況之間的差異,以及這㮔想像希望把香港帶到怎樣的方向前進。不過「缺乏討論」這個問題,也在呂大樂早前在台灣天下雜誌的專訪中提到(天下雜誌《比佔領更重要的事 呂大樂:應該談談民主化是為實現什麼樣的香港》 )。呂大樂教授在文末中提出的他理想的香港,是一個「能照顧所有不同類型的人,讓不同背景的人在此都有同等的發展空間」的香港。

至於如何能做到如此理想,我想,首要是認清香港依然有著強烈的「村落」心態或想像,再由此發掘出一條能讓香港真正走向國際都會的道路。

 

衝擊會場,其實衝擊了什麼?

近來常有新聞指某個講座或座談會受到示威者衝擊,部份講者因而避席;又或新近一點的,不同大專院校就校監制度提出意見,又或在任命副校長之事宜上,或發動圍堵校董會議,或發動其他示威衝擊會場,以表達他們的訴求云云。這些行動或各受到抨擊,大多被指為暴力、不和平或不理性的衝擊。而示威一方往往亦會指出,其行動來源於一些「制度暴力」,又或是制度的不公、「言論受打壓」、訴求沒法被聽見等的原因,而「迫使」示威者採取更激烈的行動來表達訴求。這種各有各說理的表述,幾乎可以在每次衝擊某某會場後聽到。

作為觀察者,我倒往往好奇,到底衝擊會場達到了怎樣的實際效用?而衝擊會場,其實衝擊了什麼?

最近在埋首撰寫一篇有關言論自由的長文,概論一下言論自由的原則。(其中部份內容,是聽了英國 BBC 近日一個電台節目後整理得出)在資料搜集與撰文間,反覆思考了有關言論自由的種種。文章還沒寫成,不過剛好今日新聞報導中大校董會議前後,再有學生組織示威,甚至有蒙面學生企圖衝擊會前的請願。這正好作為一個契機,以較短的篇幅,談談到底衝擊會場的意義與問題。

透過示威,透過召集群眾以對出席一些座談或會議的與會者「表達訴求」,實質上是藉群眾壓力向某些講者施壓,希望其言論不被聽見,又或希望其不發表某些言論。這種被稱為 Heckler’s Veto ( 起哄者否決)的做法,實際上是有違言論自由的原則,衝擊著的正是言論自由本身。我是難以理解,示威者一邊聲稱其言論自由受到威脅,一邊卻以違反著一些言論自由原則的方式來「捍衛」言論自由的做法。

如果說,示威者處於的是弱勢,是被打壓的一方,我們不應替強勢的一方打壓弱勢,那麼這種說法於我來說,是雙重標準,同時亦是為他日他人以同樣違反原則的方式對待自身提出的意見或言論,提供了絕佳的藉口。我絕不認為,要求自己謹守一些重要的原則等同於「替強權說好話」。我們之所以討厭特權、討厭不公義之事情,理應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些事情有違一些公平公義的原則,而不是因為對方在一個比自己優越的位置。因此,要求自己也謹守這些原則,才能確立自身追求的是公平公義,而非自己想處於那個優越的位置。簡而言之,在抗爭的路上,只能嚴以律己。如果連這也做不到的話,各種大義凜然的堂皇言論都只是空話。

言論自由的確在近年備受威脅。但這種威脅不單來自政權對於抗爭言論的打壓,也不單只來自既得利益者為保自身利益所做的打壓,同時也來自每一個人參與發表言論的人有沒有謹守各種言論自由的原則。言論自由並不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給予的權利,這同時也是一種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地維繫與捍衛的權利。

我謹希望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的學弟,在追求訴求時,能夠更考慮此點。每一個發言的人,都有份捍衛言論自由,而我們絕不可能以違背原則的方式,驅散威脅言論自由的陰霾。望學弟們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