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態教育」

Maths
圖片截自 Topick  的Facebook 截圖

日前經濟日報的 “Topick 話題” 有一報導,題為《考起碩士生的小一數學題 毛孟靜:病態教育》 。看了標題,會以為是什麼深奧的題目。點擊進去一看,其實只是簡單的推理題,題目本身到底是小學練習,抑或是小學奧林匹克數學練習在此無從稽考,不過實際上即使不是奧數的題目,小學四五年級也應有能力解答之。毛議員的批評,似乎有點斷章取義立場先行。不過,她口中所說的「病態教育」正正反映在這一種心態之上。

這種心態在於,要學生答對答案比起要學生思考更重要。這種題目是否真的很深?它要求解答者有的,只是對加減數的認識,以及基本的推理能力。它困難在於需要把兩者同時應用而已。然而,這種題目卻是最能使學生覺得有趣,又或最需要動用腦袋去思考的題目。它的目的不在於「操練」而是引發學生的思考,以及以邏輯推理的能力去解答。操練是要讓學生對相似的題目感到熟悉,而能夠「不加思索」地解答;引發學生思考,卻強調學生能夠面對各種奇怪的問題也能思考如何解決。

香港教育的「病態」在於,我們期望學生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有創意」,但是當給予學生這類題目的時候,又會指責題目太深,「考起碩士生」。香港教育的「病態」在於,我們竟然期望教育制度能夠讓學生不用經過思考就能夠有解決困難的能力,能夠不用思考就能訓練出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還記得小時候對於這種數學難題更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不沉悶。它們需要動腦筋;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想得到答案,但是那種趣味,並非課本中的死板題目可比。

功課與教育

早前在《時代週刊》中看到一篇文章,論述為什麼父母不應迫小孩做功課 - 至少,不應在小學及幼稚園時這樣做。文中引述了美國一份綜合自 1987 至 2003 年有關功課的各種研究,總結出這種功課與成績,及在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的「correlation」。

無疑這其實是一種「呀媽係女人」的道理。做功課當然對成績有影響,而兩者也就一定有相互的關係。然而,年紀越少,這種正面相互的關係就越弱。這其實也是顯淺不過的道理:有哪個小孩會想一天做幾個小時的功課?小孩子活力充足,自然更希望能夠多遊玩一點。實際上,教育從來都不只是依靠功課。但為什麼在這裡,功課的重擔似乎有增無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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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與和平:論勇武與和平抗爭之自由

近來不斷有社運的辯論,到底應以所謂「勇武」抗爭(即使用「適量」的武力),抑或以「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方法爭取民主(或至少,爭取政制改革)。此等辯論其實已持續好幾年,直至佔中事件才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並且在其後漸漸出現各種所謂的「勇武抗爭」的主張者把其理念付諸行動,並漸漸取得一定的話語權。

取得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支持如此理念的人數會顯著的增加。畢竟,能夠取得話語權,將意味著能夠透過媒體(尤其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感召民眾加入。當累積至一定數目的支持者時,其動員力、規模等等都變得不能忽視。因其「勇武」的作風將不會再被視為零星的特殊例子,而是作為一種能夠持續的「力量」。

「和理非非」的出現某程度是由「勇武」派別的人創造的一種標籤,其意圖是為批評恥笑主張以和平手段,透過談判與文宣等方式抗爭的人,以求鼓勵更多民眾投入所謂「勇武」派的群落中。(註:「和理非非」本源於民主黨劉慧卿於 2010 年時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之主張,其後被說成「和理非非」以恥笑如斯主張。)

此兩種路線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致使雙方的支持者往往陷入各式的互相指責,力斥另一種路線將影響自身的抗爭策略與安排。誠然,作為同一個社群/城市中的的成員,每一個成員之行動皆影響著整個群組。我們亦因此需接受著各種相互影響的事件,擾亂各自的盤算。這是擁有個體自由的社群中本應有的特質,即沒有人能夠使他人屈服於其意志之下,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相信的行動方式,並決定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去回應社群的變化。暴力與和平在此其實可被視為平等的選擇。每個願意參與其中的人,理論上應當自己衡量這些選擇所帶來的責任與後果,因應自身的情況而作出選擇。而各個路線的支持者,必須接受在自由社會中,只能透過理據來游說別人加入支持自身的路線。

由此,很明顯地「自由」二字的根基,並非以力量屈服他人的意志所能建成。即使是主張以「勇武」抗爭的人,在招攬支持者時仍需謹守著「和平理性」的原則。因為透過力量屈服別人支持某種路線的做法,實則與獨裁無異,並不能稱得上是自由。

在此前提得到確保之下,所謂「勇武」的路線,只要這些人清楚理解其行動所帶來的潛在後果,包括其在法律上需負上的責任、其在輿論中所必須承受的抨擊,以及其對整個社群所帶來的(很多時候會是負面的)影響的話,實際上是沒法禁止人支持如此路線的;縱使成效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是幫倒忙也好,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一定程度的武力或許可以造成一種槓桿,促使改變;然而這種槓桿一如所有投資,是存在著很大風險的。這些風險若然沒有被仔細的討論,沒有周詳的計劃與盤算,沒有相應的文宣,以及沒有與主張和平路線的同道作出一定程度的提示或溝通,那麼所謂「勇武」實則只是「有勇無謀」,或更甚者與「瘋子」無異。而且既然主張「勇武」,就必須接受被貼上「暴力」這一標籤。使用武力後還聲稱行動不能被視為「暴力」,是忽視現實的行徑,也顯出了自身路線之搖擺不定以及欠缺對行為帶來的後果作承擔的態度。

選擇哪種路線去爭取理想,很大程度與一個人的個人歷史與個性有關。在這個時刻,更關鍵的是如何做出有說服力的論述,使得在此城中這些不同的個體能夠結合成為一種力量。尤其當當權者各種論述是如此的脫離現實,如此明目張膽地扭曲事實與詞彙的意涵時,一個具說服力的論述自然會受到支持。在此各種虛有其表的堂皇口號並不足夠。畢竟一個共同體必須面對的不止是理想,還有現實。

(書於2016 年 2 月12-13日)

社交媒體是柄雙面刃

doubleedgedsword

社交媒體把我們連結起來,同時又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大刀一揮。

胡晴舫今日在台灣蘋果日報寫到有關舉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在今天的中國中似乎已被摧毀。有關這個問題,我其實在近幾週一直在反覆思考。胡晴舫寫的是黃安「舉報」周子瑜。在香港我們有陳淨心舉報各個政見與她不同的藝人。這彷彿像是華人獨有的問題,又或者,如此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一些「愛國」者向「國家」「舉報」某些藝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相違,從而封殺這些藝人的工作機會。一種建立圍牆的方法,把異類抗諸牆外,牆內愚昧者振臂歡呼,牆內清醒者或嘆口氣,或著力隱藏自己的清醒。牆外的人或憤恨,或冷眼旁觀。

舉報這回事,在社交媒體網絡發達的今天,變得越來越簡單。而「舉報」也不再需要有特定的「部門」。只消在社交媒體,如微博上大筆一揮,寫下幾句話,「舉報」一下某某,「揭露」某種「惡行」,一切就會自動運作起來。

真正可怕的,卻不只是那個封殺的決定;真正可怕的是本來用以連結人,本來可以促使人接觸更多不同看法的,本來可以促進對話的社交媒體,現在反而成為了一個切斷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最大助力與共謀。我們即使身處牆外,何嘗不曾面對如此的恐懼:就怕某天說了一句引起爭議的話,好事之徒自會截圖廣傳;好事之徒並不會每次都成功引起「公憤」,有時也會被群眾反撲自食惡果,可是這種無形的恐懼,在今日香港,不管你的立場如何,不也是猶如幽靈般如影隨形?

一個不小心的打錯字,一時手快大意用了「簡體」寫字(甚至乎僅因學過行草書法而寫下了「簡體」),一時氣憤寫下某種狠話,一時愚蠢做了件蠢事被拍下,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日後被批判的把柄。即使與朋友在聊天軟件裡說話,有時候似乎還得提防被截圖。(當然,那就看你交了什麼樣的「朋友」。於我來說,真的朋友並不會如此做)

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這是中國人的醜惡吧?其實這樣的劣根性,大抵是世上最平等最公平的事:它存在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美國,政治正確幾乎成為了另類的緊箍咒。在 Twitter 上,那些斷章取義再引發群眾圍攻的事件比比皆是。有人為此寫了一本書Jon Ronson’s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搜集了幾個不同的案例,有的因一句無關痛癢的內行笑話,而被旁邊聽到的女士投訴其言論貶低女性,最終因此說笑話的人被公司辭退;而投訴者也備受網民斥責,而她的公司亦受不了壓力把之辭退。

一名女子前往南非,在僅有百多人追蹤的 Twitter 帳戶中,寫下了一句完全政治不正確的「自嘲」 (“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 。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 stupid joke。不過這樣一個 stupid joke,卻使這位本來在紐約某大公關公司的女士,在十一個小時內成為了 Twitter 公敵。她的某個 follower 把這句 Tweet 轉發給自己的 15,000 個 follower 看,然後轉眼間,就出現了各種 hashtag, 以及上萬計的回響,甚至有人發起在南非等候她的航班⋯

這是網絡世代的悲哀。一個本來可以讓人連結起來,更了解不同人的面貌的平台,卻成為了切斷人的信任的助力。因為「斷章取義」太過容易,太過誘人了。因為我們都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害怕在這個必須引人注目的網絡中被遺忘。因為注意力就是金錢,所以我們越來越不安,越來越希望借助群眾取得話語權,而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箭靶。

可是,今天你帶著千軍萬馬威風八面地向某個目標萬箭齊發,他日卻很可能是你成為那個箭靶。在成文之際,黃安的微博已經刪至一條不剩。

當我們每天舞動著這柄雙面刃時,我很懷疑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危險。

Guilty Pleasure

Guiltypleasure

1月11 晚上, 100 毛勁曲金曲分奬典禮完全佔據了整個 Facebook (至少在我這個年齡層如是);而我去看了《他們在島嶼寫作-我城》的電影,錯過了一大半;回家路上還是忍不住用手機看了一會。

如此瘋狂的一個晚上,在今日香港自然少不免惹起討論。有人盛讚,自然有人唱反調狠批。#多謝Shell 成為了近來熱傳的 hastag,而 Shell 在北極探測油田的「好事」少不免就成為唱反調的彈藥。在人人可以發聲博取 “Like” 的年代,這種群眾情緒的拉扯自然變得更容易:不用經過媒體的編輯篩選,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有成百成千的觀眾。(想像一下,觀眾數量,與一場電影,一場戲劇相近。)

如此一來,隔一天就成為了網絡上兩種意見拉鋸的局面。有人不屑 Shell 及多謝Shell 的做法;有人批評這些人過於嚴苛,不給予其他人輕鬆一下的空間⋯ 然後更加引發各路 opinion leaders 出來評左評右,當然立場分明,有「撐」有「反」⋯不過如此分明總是欠缺了一點東西。黑白中間當然有灰。

就打個比喻吧。薯片杯麵可樂對健康無益是眾所周知;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提起了那麼多美食,我們都知道,很多好吃可口之食物其實對身體無益,甚至會引致癡肥、心臟病等。不過單單看到這些字我已經有點想吃,而且很可能也會忍不住去買來吃。簡而言之,這些能讓我們既快樂,但快樂過後又充滿罪惡感(假設你是一個注意健康的人)的事物,我們稱之為 guilty pleasures。100 毛對我來說就是這種 guilty pleasure。

而 Guilty pleasure 的重點在於,我知道那不應該,但是我卻仍會享受看/吃這些所謂「無益」的東西。我知道它帶著多少反式脂肪,高糖高鹽,而且營養價值低,而且可能有不知名的添加劑同防腐劑。只要我能夠有節制地,不把它當成唯一的食物,不把它當成主食,偶爾狂歡吃一頓,也不是壞事吧?

當然,炸雞脾都可以弄得很難吃。是以才會有人製作出炸脾地圖,尋找炸得好吃的小店。同理,娛樂或者 guilty pleasure 也會有品質好壞之分,看了沒有 pleasure 只覺 guilty 的,似乎不值得一看了。100 毛的底蘊就是惡搞。惡搞,即是在已有的創作基礎上,作出帶諷刺意味的修改創作,亦即現時所說的二次創作。既然是惡搞,我們即不會把之當作是一種原創去批評。看別人惡搞,我不會在乎它背後是否有「正確」的訊息;正如你吃炸雞脾,不會去計算內含多少維他命,多少膠原蛋白,多少卡路里一樣。因為整個 Guilty pleasure 的本質就是,你明知道那沒有益處,卻會帶來快感;你知道不應該吃,但吃了卻又很爽。
而100毛就是惡搞,只不過他比起很多諷刺時弊的漫畫、改圖等更「落本」(即投放資源),因為那有市場,或他們認為這「好玩」。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沒錯是很道地很可口的食物,但是它們不會提供一個人所需的營養,而且吃多了對健康有害。同理,100 毛可以當作是一種娛樂,一種消費,享受那些抵死啜核的金句與改詞。不過不要痴心妄想它成為一種文化推動力,或者它是一種能夠塑造身份認同的東西。因為它終究只是惡搞。

100毛能夠如此受觀眾受落的,作為一種現象無疑也是值得研究的,但卻不應那麼快跳到結論,批評看它的觀眾「忽視」了各種議題。不妨想想,有沒有人會站在賣小食的店門外(毫無特定對象地)大聲指責這些食物「不環保」、「不健康」、「充滿反式脂肪」、「癡肥原兇」⋯⋯?有的話大抵你我也只會視之為怪人。問題是,放到網絡世界似乎這就見怪不怪,還會引起罵戰。他朝有日如果你看到在某連鎖小食店外有人就炸大腸是否本土小食而引發罵戰,並詳細爭辯其營養價值的話,麻煩你拍下來分享給我,好讓我一睹如此奇妙的一幕。

寫到這裡,也有點餓了。是時候找找哪裡的炸雞脾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