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衝突四起的時代,我想談談氣度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自殺後,有人於教大學生會民主牆張貼不尊重性言論。教大表示會調查事件,並可能對相關人事作出處分。毫不意外地,這又引起了所謂有關言論自由的討論。不久,同樣的民主牆出現了對於劉曉波及劉霞的不尊重性言論⋯⋯那邊廂,中文大學學生會民主牆貼有被指為「港獨」言論的標語,被一名內地女生撕下,又引發了對於言論自由及所謂民主牆誰屬、學生會代表誰等的討論,而又引申出有關何謂民主等等的討論。

一時間,有關言論自由、民主牆的意義等等的討論四起。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切入這個議題,看似是百家爭鳴。不過假如細看這些討論的不同留言,不難發現當中情緒宣洩居多;就如兩宗有關民主牆的事件本質一樣。不論是於民主牆張貼不尊重的言論,抑或是恣意撕掉不合已意的言論的標語,都只是公開展現了作此行為者缺乏氣度的事實。 而令我不解的是,何以要為這種缺乏氣度、小家小氣的所謂「抗爭者」作出辯護?

氣度,就是能夠容納異於自己的意見的器量。氣度或器量,在英文中就是 tolerance。具備氣度與器量的人,大多具有相當的自信。自信不同於自大或自負。自信是謙卑地相信自己的能力與見解,謙卑是因為人總不會永遠都是對的。自信並非死死堅守自己的信念毫不動搖,而是能夠在具理據的說詞下,承認自己的觀點有所不足。而氣度與器量,則是能夠接受他人擁有不同於己的意見,即使那些意見毫無理據支持,也只能透過游說嘗試改變對方。

氣度與器量,是面對時代各種荒謬所引起的憤怒的緩衝。氣度讓人的憤慨得以轉化成為思考的動力,而非任由憤怒主宰自己的行動。

讓我好奇的只是,是什麼焦慮讓那麼多人包括知識分子,急不及待要為這些缺乏氣度,行為幼稚的人去辯解?並搬出那麼多的理論、道理,去合理化這些幼稚的行徑?我好奇是,這些人難道認為言論自由、民主等等的精神,能夠被一群行徑幼稚的人體現出來?假若我們不去正視問題的根本 — 即當下有如此多的人是缺乏氣度、行為幼稚莽撞、不願負責任等,我認為再多有關民主、有關言論自由、有關政治、有關公義的討論,也只不過是對牛彈琴。

在這個衝突四起的時代,真的應先談談怎樣才能具備容人的氣度。

政治因人而生

曾經,我以為做人處事以至政治,最為合適的方法是以理性與邏輯去思考,尋找最好的方法,或是找出「應該」怎樣做。

到了今天,我卻漸漸覺得,只對事而不處理人的方式,是不可能解決政治問題的。

政治因人而生,而最決定性的因素也在於人。理性與邏輯只能給予人一個方向與框架,去思考如何解決政治與社會上的問題。這個框架或方向,將因應人的不同性格、背景、身處的環境等,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與思路,得出可能互相矛盾的結論。

因此,在政治上只針對「什麼是對的」、「怎樣做才是理想的」等,都將忽略了政治中最重要的核心——人。假如我們只談理想卻不談政治中的人物,不去認識這些人物作為一個人的哲學,不去思考群眾的思維方式,不去思考這些不同政治人物之間作為人而非立場上的差異,不去思考那些政治人物之所以成為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模樣、擁有今天被我們看見的性格的歷史,那麼我們談的,都只是一種空洞的立場政治。

寫在(沒份投票)的特首選舉前

特首選舉如箭在弦,尚餘幾天就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人)投票的日子。這次投票,將選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之日似乎尚遠,當下作為沒有票的公民,也只能幻想一下自己可以投票。票投給誰,很多沒票的市民皆有自己的意見。有意見要別人投給誰,與自己真的投給誰是可以有落差的。投票者可以花三個月支持某候選人,而在選票前數秒改變主意。

投票是一個非常公共的私人行為。在投票區內,選票面前,只能獨自作決定。為了保持公平公正而使得投票時選民必需不受外界所干擾。大概唯獨投票一刻人才是一個「個體」;投票前後,人與人之間有著恆常的相互影響。人依賴與他人合作而生存。所謂的外界干擾,只能在投票一刻被抽離隔絕。在那一刻,投票者可以(但不一定會)把平常與不同人、團體、群體之間的影響置諸腦後,做出一個獨立的決定。

投票所選取的對象,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投票往往牽涉到公共事務,但又不直接是決定公共事務。(直接影響公共事務的決定的,為「公投」) 投票選擇的,是「候選人」。然而我們判斷的準則,往往會牽涉到候選人所倡議的政策方向、政治立場與取態、其公共事務哲學、對不同爭議議題的看法見解與判斷等等。 這些種種,都影響著投票者的意向。

只不過,云云眾多的範疇中,最核心的,還是候選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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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化博物館文化藝界第二輪諮詢會後感

2 月 16 日傍晚,登記了出席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文化藝術界第二輪諮詢會」。是次閉門諮詢會開放登記人士參與,但我也只是當日才得知有如此的機會。機會難得,且又一直有關注相關的新聞,也就推掉本來的事情,出席這次諮詢。兩小時的諮詢完結後,當然感受到過程中張力。及後細思一晚,還是覺得需要撰寫觀察及後感一篇。

很老實、很直白的說,我對是次諮詢中,文化藝術界別的不少發言/發問感到失望。這種失望,來自這些發言或發問,很多並非真正的問題,更多只是為求印證本身已有的觀點。另外,則是某些發問者似乎沒有給予對等誠懇的態度,與西九與會的三位成員交流。同時,西九文化區也是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思考,只是在那些問題軟弱乏力的情形下,未有被帶到應該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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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的一點 insight

特朗普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已經製造了不少的話題與爭議。一個分化了的美國,似乎並不會在他的手上重新團結。不少輿論認為,fake-news 在特朗普贏取選舉中有著一定作用;有些則歸咎希拉莉未有面向鐵銹帶 ( Rust-belt) 洲份的選民等等。其實在大選後,已有不少評論指出,經濟議題在此次大選有著關鍵性的影響。但那不代表特朗普在經濟議題上有出眾的見地與解決方案;他只是巧妙地運用了經濟上的失衡,成功吸引了大批鄉村城鎮選民的支持,尤其是大批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工人選民。

布魯金斯學會在去年 11 月底的一篇報告,把這種經濟上的失衡展現得最為具體。這份報告指出,希拉莉只贏取少於 500 個郡 (county) 的選票,卻在 popular vote 中希拉莉多出近三百萬票;特朗普則總共贏出了2584 個郡的選票。這當然與人口分布與密集程度有關,希拉莉贏取的大多是屬大都會 (metropolitan) 的郡,亦即較城市化,人口密集,經濟相對發達的郡。因此即使勝出郡的數目不及特朗普的五份之一,亦能多出三百萬張 popular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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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alternative fact, Post-truth 與 common sense

Fake-news, alternative fact, post-truth era ⋯⋯這些越來越像奧威爾《1984》的字詞突然在 2016 年開始出現。不少人把 Donald Trump 上任與 fake-news 的冒起扯上關係,並指 fake-news 將是民主制度的危機。不過,早前英國《衛報》刊登了《外交政策》雜誌特約編輯,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 Evgeny Morozov 的文章,指出把當下民主制度面臨的危機歸咎於 fake-news 並不會為我們帶來答案。

他指出,這危機是個持續存在著的問題:民主制度一直還沒在西方社會成熟。而這種不成熟表現於兩種精英階層經常展示的「否定」之中:一,否定當下很多問題是源於經濟的問題;二,否定專家與專業人士的「墮落」。Morozov 提出了當下一些有關「專家的墮落」的例子,不過,在此我想引用一個與我們近一點的作家,在寫有關「專家」時如何作論述。以下是台灣作家楊照在《如何做個正直的人2》中,其中一篇文章文章「關鍵字 21:專家-擺脫權威依賴」中節錄了台灣詩人楊牧的 《專家試論》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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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宣誓風波

本來想寫一點關於立法會宣誓風波的想法。不過思前想後,還是決定講一個故事,大家自行思考一下。

K城足總問題多多,球會分成兩派,一派自是擁護現有主席的集團,另一派則是幾家支持改革的球會。兩派爭持激烈,而足總主席選舉即將進行,K城足總慣以一場足球賽來決定何人可以成為主席。當然那不會是一場公平的足球賽事。一場球賽,球證旁證幾乎都是擁護派的人。如此球賽對改革派來說,自是異常難打。過往改革派就常處於捱打的狀態。

不過,由於球迷日益對足總的不滿,這次主席選舉賽,改革派也就選出了比往年多的球員參賽。這些球員有些更過往更年輕有力,似乎能成為球賽的變數。

球賽將要開始,在體檢階段卻出了風波。幾位年輕球員為表達對足總的不滿及其改革立場,在體檢時借機不跑足夠的里數,或是以一種不合理的方式去完成部份指定動作。既然足總都是擁護派的人,自然不放過如此機會,乘機宣布幾位球員不合出場資格。有球員就宣稱那些方式,是其「故鄉」的一貫做法;也有球員指出擁護派有球員不合資格,要求足總也取消他們的資格。

一場球賽,本來公平的話是十一人對十一人;受到足總的袒護,大概變成了十五人對十一人。如果還得有幾個球員被取消資格,那就變相是十五人對八人了。雖然,如此不公平的球賽,實在是應該罷賽抗議的;但是,罷賽在此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也不見得是一個有用的選擇。罷賽極其量只是延後了主席的選出;罷賽不會使現狀得以改變。

在此,我認為,真正要改變的,唯有以十一人奮力的在球場上戰勝十五人。面對再不公平的規則與待遇,要真正的做到改變,唯有在即使如此不利與不公的情形下,仍戰勝對手,對手才能無反擊之餘地。

我不明白的是,如此的情形,為什麼仍會有人為被取消資格的三人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