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 劉曉波 – 沒有恨的抗爭之消逝

Liu_Xia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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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零八憲章》和劉曉波在 2009 年時自辯演說《我的最後陳述》,然後再看各種媒體與社交媒體的文字,不免還是感到悲觀。悲觀,固然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至此近四十年,經濟發展開放了,政治的發展近年卻進一步的封閉。對文字、影像媒體等的監控越益嚴厲,對思想自由的包容日益收窄。《零八憲章》發表了近十年,當中提及的溫和的改革沒有實現,發起人之一卻於獄中病逝。

悲觀,卻同時是劉曉波在《我的最後陳述》中所表現的精神,似乎沒有在支持者中得以廣泛地承傳。

劉曉波在當中如此說道:「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眥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在他那段最後陳述中,儘管再次強調了對國家變成一片能包容自由表達的土地的期望,並且希望自己將是最後一個因言入罪的受害者,但整個陳述的基礎,是以愛作為前提。可以說,在劉曉波的願景裡,沒有愛、寛容和人性,一個國家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而這種愛卻是沒有條件,不分黨派的。

在他的抗爭裡,沒有怨恨。他對不合理的事物沒有妥協,但他對人並沒有恨。劉曉波以他的生命展現了一種不帶恨意的抗爭。他的抗爭,因他的病逝而中止。他沒有激烈的對抗,即使面對以言入罪的審訊,還是如此溫和,僅憑文字,憑著那份堅毅的溫柔抗爭。即使在《我的最後陳述》裡,他還是對那些檢控官、法官、監控他的「管教」,沒有任何一絲的恨意。

只可惜,這份沒有恨的抗爭,在這個時代裡無法承傳:因為當下的人熱忱於恨,迷信著敵人意識與鬥爭,使得多少因悼念而讀著《我的最後陳述》的聲音,顯得如此的矛盾,如此的可嘆。如是,如何能不感到悲觀?

(上述文字亦於端傳媒之《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中的評論介面發表)

官益大而心益小

某重要官員訪港,「保安」措施搞得怨聲載道。坐車經過中西區,可見警員處處。說真的,切身處地的想,我猜不少前線警員心裡也在嘀咕著這種誇張的「保安」安排。

也許有人說,中國人做官的就是愛面子愛排場,而到訪也好,上任也好最忌是有不識時務之士「攞景贈興」,人人恭賀新官上任你來搞些示威抗議,上任的官員顏面何全威嚴何在?不過觀乎歷史,其實也不見得所有做官的也是如此,只是這些歷史人物可能年代久遠一點而已。

春秋戰國時,楚國孫叔敖任宰相,官位相當於現時的國務卿或首相吧?其時全國官吏百姓皆來到賀,但偏偏有一老人披麻戴孝來弔唁。(長毛以往抬棺抗議似乎起源於此吧?)那時沒有水馬也不用反恐,這位披麻戴孝的老人就這樣不用填表回覆邀請函的出席這個盛大的宴會。孫叔敖也沒有叫保安請他離場。反而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對老者謙稱自己無德無能也做了高官,還問這老者是否有什麼指教。

老者也不像當下的抗議者那般大叫高官下台,也沒有痛罵孫官無恥。反倒是非常反高潮且毫無戲劇性地說:「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三句都沒有指名道姓,只是泛泛而談:做高官而對人驕傲,則「民去之」、位高擅權則「君惡之」、祿厚還不知足的則「患處之」。不過三句都是針針見血。

孫叔敖有沒有因此覺得沒有面子而惱羞成怒黑面以對呢?又或是「內心很震驚但外表很鎮靜」呢?

都沒有。孫叔敖反而向老者拜了兩拜,說:「敬受命,願聞餘教。」這種氣度,真的非凡。想像一下你當上了如此高官之日,宴會中遇上了這樣的「抗議」真的是何等尷尬之事,但竟然還能謙卑的向這位抗議者請教,如此氣度在今天早已絕跡。

同樣幾近絕跡的,是那位老者的睿智對答:「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這段來自《說苑》的故事,說的是為官應該要謙遜謹慎,並且不貪心。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兩人的對答,都展現了一種氣度。孫叔敖展現的氣度固然是《說苑》希望傳達的;然而,那位老者也展現了另一種當下我們欠缺的氣度。那位披麻戴孝老者的氣度,在於他雖以戲劇性的方式「抗議」,但在言語上卻「溫和」得多,沒有人身攻擊也沒有刻意侮辱,而是平實的說出做好官的道理。

兩人的氣度,皆由自信而來。孫叔敖自信能做好官,所以才有這種氣度去聽一位披麻戴孝的老者有什麼想說;老者對自己要說的也有著相當的信心,才不用力竭聲嘶地說出要被看到聽到。

但這都是在媒體出現之前才有可能的事了。在今天,戲劇性的抗議總不能以反高潮作結局。在今天,支持官員的看到官員謙卑的聽從抗議者意見,會視他為「軟弱」; 在今天,支持抗議者戲劇化的示威後,說出如此溫和的勸諫,會認為他向權貴「妥協」。這些種種,其實都源於我們欠缺自信,由此欠缺氣度。

欠氣度的後果是什麼?

為政者略有少許政績就想領功受賞;抗議者擺出姿態不求實變就想得到掌聲。建個升降機,掛個橫額,各自的支持者給予熱烈掌聲⋯⋯

創新與好奇

創新,是近年的熱門詞。創新科技局、創新科技奬學金、創新館、創新科技月、「傳統往往是創新的包袱」、創新服務、創造加及創新資源中心⋯⋯

似乎創新,是為了「實用」。有了新的科技、新的方法來解決實際的問題。然而,為什麼談了這麼多「創新」,卻絲毫不見有新的意念憑空而出,反而看到更多的抄襲?比如,「打造亞洲矽谷」、「推廣 Wi-Fi 熱點」、「推動雲端運算」⋯⋯ 這些極其量只能說是追回落後了的十年。

為什麼談了那麼多「創新」,卻沒有人真正的好奇?

為什麼在中國,小米如此像蘋果,微博如此像推特⋯⋯為什麼中國常被視為盜版大國、為什麼好像推動了創新與科研多年,卻鮮見有領先世界的概念,只見一些技術上的超前?

早前讀陳之藩的散文集《劍河倒影》,當中似乎給出了一些答案。 繼續閱讀

社交媒體是柄雙面刃

doubleedgedsword

社交媒體把我們連結起來,同時又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大刀一揮。

胡晴舫今日在台灣蘋果日報寫到有關舉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在今天的中國中似乎已被摧毀。有關這個問題,我其實在近幾週一直在反覆思考。胡晴舫寫的是黃安「舉報」周子瑜。在香港我們有陳淨心舉報各個政見與她不同的藝人。這彷彿像是華人獨有的問題,又或者,如此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一些「愛國」者向「國家」「舉報」某些藝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相違,從而封殺這些藝人的工作機會。一種建立圍牆的方法,把異類抗諸牆外,牆內愚昧者振臂歡呼,牆內清醒者或嘆口氣,或著力隱藏自己的清醒。牆外的人或憤恨,或冷眼旁觀。

舉報這回事,在社交媒體網絡發達的今天,變得越來越簡單。而「舉報」也不再需要有特定的「部門」。只消在社交媒體,如微博上大筆一揮,寫下幾句話,「舉報」一下某某,「揭露」某種「惡行」,一切就會自動運作起來。

真正可怕的,卻不只是那個封殺的決定;真正可怕的是本來用以連結人,本來可以促使人接觸更多不同看法的,本來可以促進對話的社交媒體,現在反而成為了一個切斷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最大助力與共謀。我們即使身處牆外,何嘗不曾面對如此的恐懼:就怕某天說了一句引起爭議的話,好事之徒自會截圖廣傳;好事之徒並不會每次都成功引起「公憤」,有時也會被群眾反撲自食惡果,可是這種無形的恐懼,在今日香港,不管你的立場如何,不也是猶如幽靈般如影隨形?

一個不小心的打錯字,一時手快大意用了「簡體」寫字(甚至乎僅因學過行草書法而寫下了「簡體」),一時氣憤寫下某種狠話,一時愚蠢做了件蠢事被拍下,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日後被批判的把柄。即使與朋友在聊天軟件裡說話,有時候似乎還得提防被截圖。(當然,那就看你交了什麼樣的「朋友」。於我來說,真的朋友並不會如此做)

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這是中國人的醜惡吧?其實這樣的劣根性,大抵是世上最平等最公平的事:它存在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美國,政治正確幾乎成為了另類的緊箍咒。在 Twitter 上,那些斷章取義再引發群眾圍攻的事件比比皆是。有人為此寫了一本書Jon Ronson’s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搜集了幾個不同的案例,有的因一句無關痛癢的內行笑話,而被旁邊聽到的女士投訴其言論貶低女性,最終因此說笑話的人被公司辭退;而投訴者也備受網民斥責,而她的公司亦受不了壓力把之辭退。

一名女子前往南非,在僅有百多人追蹤的 Twitter 帳戶中,寫下了一句完全政治不正確的「自嘲」 (“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 。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 stupid joke。不過這樣一個 stupid joke,卻使這位本來在紐約某大公關公司的女士,在十一個小時內成為了 Twitter 公敵。她的某個 follower 把這句 Tweet 轉發給自己的 15,000 個 follower 看,然後轉眼間,就出現了各種 hashtag, 以及上萬計的回響,甚至有人發起在南非等候她的航班⋯

這是網絡世代的悲哀。一個本來可以讓人連結起來,更了解不同人的面貌的平台,卻成為了切斷人的信任的助力。因為「斷章取義」太過容易,太過誘人了。因為我們都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害怕在這個必須引人注目的網絡中被遺忘。因為注意力就是金錢,所以我們越來越不安,越來越希望借助群眾取得話語權,而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箭靶。

可是,今天你帶著千軍萬馬威風八面地向某個目標萬箭齊發,他日卻很可能是你成為那個箭靶。在成文之際,黃安的微博已經刪至一條不剩。

當我們每天舞動著這柄雙面刃時,我很懷疑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