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與和平:論勇武與和平抗爭之自由

近來不斷有社運的辯論,到底應以所謂「勇武」抗爭(即使用「適量」的武力),抑或以「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方法爭取民主(或至少,爭取政制改革)。此等辯論其實已持續好幾年,直至佔中事件才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並且在其後漸漸出現各種所謂的「勇武抗爭」的主張者把其理念付諸行動,並漸漸取得一定的話語權。

取得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支持如此理念的人數會顯著的增加。畢竟,能夠取得話語權,將意味著能夠透過媒體(尤其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感召民眾加入。當累積至一定數目的支持者時,其動員力、規模等等都變得不能忽視。因其「勇武」的作風將不會再被視為零星的特殊例子,而是作為一種能夠持續的「力量」。

「和理非非」的出現某程度是由「勇武」派別的人創造的一種標籤,其意圖是為批評恥笑主張以和平手段,透過談判與文宣等方式抗爭的人,以求鼓勵更多民眾投入所謂「勇武」派的群落中。(註:「和理非非」本源於民主黨劉慧卿於 2010 年時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之主張,其後被說成「和理非非」以恥笑如斯主張。)

此兩種路線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致使雙方的支持者往往陷入各式的互相指責,力斥另一種路線將影響自身的抗爭策略與安排。誠然,作為同一個社群/城市中的的成員,每一個成員之行動皆影響著整個群組。我們亦因此需接受著各種相互影響的事件,擾亂各自的盤算。這是擁有個體自由的社群中本應有的特質,即沒有人能夠使他人屈服於其意志之下,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相信的行動方式,並決定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去回應社群的變化。暴力與和平在此其實可被視為平等的選擇。每個願意參與其中的人,理論上應當自己衡量這些選擇所帶來的責任與後果,因應自身的情況而作出選擇。而各個路線的支持者,必須接受在自由社會中,只能透過理據來游說別人加入支持自身的路線。

由此,很明顯地「自由」二字的根基,並非以力量屈服他人的意志所能建成。即使是主張以「勇武」抗爭的人,在招攬支持者時仍需謹守著「和平理性」的原則。因為透過力量屈服別人支持某種路線的做法,實則與獨裁無異,並不能稱得上是自由。

在此前提得到確保之下,所謂「勇武」的路線,只要這些人清楚理解其行動所帶來的潛在後果,包括其在法律上需負上的責任、其在輿論中所必須承受的抨擊,以及其對整個社群所帶來的(很多時候會是負面的)影響的話,實際上是沒法禁止人支持如此路線的;縱使成效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是幫倒忙也好,這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一定程度的武力或許可以造成一種槓桿,促使改變;然而這種槓桿一如所有投資,是存在著很大風險的。這些風險若然沒有被仔細的討論,沒有周詳的計劃與盤算,沒有相應的文宣,以及沒有與主張和平路線的同道作出一定程度的提示或溝通,那麼所謂「勇武」實則只是「有勇無謀」,或更甚者與「瘋子」無異。而且既然主張「勇武」,就必須接受被貼上「暴力」這一標籤。使用武力後還聲稱行動不能被視為「暴力」,是忽視現實的行徑,也顯出了自身路線之搖擺不定以及欠缺對行為帶來的後果作承擔的態度。

選擇哪種路線去爭取理想,很大程度與一個人的個人歷史與個性有關。在這個時刻,更關鍵的是如何做出有說服力的論述,使得在此城中這些不同的個體能夠結合成為一種力量。尤其當當權者各種論述是如此的脫離現實,如此明目張膽地扭曲事實與詞彙的意涵時,一個具說服力的論述自然會受到支持。在此各種虛有其表的堂皇口號並不足夠。畢竟一個共同體必須面對的不止是理想,還有現實。

(書於2016 年 2 月12-13日)

此夜過後,恐怕香港再無對話之空間

事先聲明,此文無意為 2 月 8 日晚上至 2 月 9 日凌晨之事件下任何對錯之定奪。正如之前寫到,其實很多事情沒有所謂唯一的真相。世界是四維度的立體派畫作,強行把之定為二維度的「對 vs 錯」,必定會造成 loss of information。再者,事情遠比表面的複雜,根本不可能以對錯作為最終之定論。雖然到最後我們還是得判斷,但在判斷之前必須了解到事情之複雜性。

受限於本人自身 Facebook 的資訊來源及朋友圈,屬於偏向開明自由者居多。我只能結合了以下幾個主要媒體之即時報導與早上之報導 ( NowTV,有線新聞,明報新聞網,香港 01,蘋果日報),和幾個不同的網媒在現場與後來補充的報導(如熱血時報,端新聞,立場新聞,以及一些稍有名氣但我忘了名字的 Facebook page) ,來作觀察。

好,以下才是正文:

昨夜身在家中。Facebook 上的消息如雪飄下。至深夜之鳴槍事件,固然令人震撼,也感到憂慮。此夜過後,恐怕香港再無對話之空間。

那是如此視覺化的一件事情。

當晚於 Facebook 上最為廣傳的,是某交通警拔槍往前指的影像。這一影像背後所指向的,絕非單純的「有警察拔槍」,而是兩種可能的理解及引申意義:

1. 警察使用過分武力。而由於警察在此代表著政府,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則變成了「政府過分打壓人民」之類。

2. 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致使警察需要鳴槍示警。而由於在此,示威者代表著某種群落的人物(如,搞事青年,反對派),因此影像的引申意義於此,則變成了「政府終於出手平亂」,或「搞事青年終於迫使政府出手,警方申張正義」之類。

此兩種引申意義其實都毫不準確。因為兩者都是把影像抽離於現場的複雜性及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作延伸。由此引申,單以「開槍」和「篤魚蛋」等字面意思去作判斷的論調,也是把事情抽離於現實的複雜性中。因為當晚可以斷定的是,並非單純的「支持小販」以及「拔槍示警」。

然而,在當晚事情發生的當下,卻是以如此視覺為主的「報導」主導了觀者的資訊來源。部份網媒如熱血時報等,提供幾乎即時之視頻報導;學運活躍成員亦以 Facebook Mention 作現場直播。這類報導於我來看,其角度更貼近「參與者」而非「觀察者」。在該類短片中我們看到的雖為一些確有發生的事情,但在短片以外到底這些報導者有多介入事情當中,我們永遠無法得知。

再者,當晚即時發布的各式照片,只是從整個事件之時空連續性中抽取了一點,並輔之以文字作為解讀之方向。這些文字大大影響了我們看照片的角度。選擇以哪些文字去描述照片,則是發文者的意圖的表現,然而這種「意圖」卻往往能躲在照片的「真實性」後不被明言。

照片的意圖不被明言,然而行動本身的意圖卻被一再強調。「撐小販」是那不斷重覆強調的意圖。事件的確是由小販被食環署嚴厲地檢控所引起。這種一反過往(據稱是 2013 年前)農曆年放鬆執法的做法,的確引起不少反感。而這種嚴厲執法固然有其表面的意圖(維持市容整潔、保護地產經濟、公共空間之詮釋權等)與潛在的意圖(挑撥政治矛盾,營造對抗情緒以便在政治上取得某種優勢)。

同理,示威者與食環署的對峙演變成為衝突,亦有其表面意圖:撐小販與支持本土經濟(?); 以及其潛在意圖:或許是製造對抗情緒以在政治上取得優勢,或許是激化抗爭以圖突顯政府之不仁等等。在此我沒法完全的推測出雙方確實的潛在意圖。

我之所以說這是一件視覺化的事情,因為兩者的意圖,很大程度都依賴一種視覺化的呈現來達成。(其實兩者的潛在意圖幾乎一樣,相異的只是其表面意圖)透過將其意圖隱藏於照片及註釋文字之中,引發出兩極的理解,從而挑起矛盾,引發本來站於中間的大眾面臨一種架空了的抉擇:讀者必須在如此影像中作出判斷並站到某一立場之中。

然而讀者卻不被容許,或至少不被鼓勵去探求整個事件的複雜性,甚至乎不容許在此不作抉擇。因為所見的影像是如此「大是大非」,以及如此「震撼」,對這種黑白看似分明的情形抱有 undecided 的立場,很容易被標籤為「政治冷漠」,或「自私」,或以時下流行之用詞--「港豬」等。

這種視覺化的處理,把一個複雜之至的事件簡化為一系列的影像,隨影像而來的卻是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支持或反對。這些影像本來也許能容許很大程度的 ambiguity,然而因其為報導,附以註釋的文字,則很快把原來的模糊空間抹殺,換成一種架空了的單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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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因為視覺化的效果如此強大與迫切,在處理上,帶有政治立場之一些媒體,其處理的速度往往佔據了優勢,而這個優勢又對於製造民情有極大的影響力。

這可見諸事件發生當下,較多人分享的資訊來源均來自熱血時報及蘋果日報(起碼在我所觀察中所得)。不過因欠缺正式的統計,所以這部份只能以印象作準。但可以肯定的是,TVB, NowTV 及有線電視,都有即時新聞去報導;然而其受限於直播媒介的限制而無法以擴散式的出現而重複被看見,也無法以註釋文字去「解釋」事件。

可重複性及註釋文字在此是一種利器。因為它能夠營造出一種較為固定的觀感。直播媒介由於隨時間而流動,所造成的觀感難以凝結成為一個清晰的形態並加以自我複製。網媒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的特性,透過重複分享營造出一種共同的觀感並不斷自我加強,從而達至最有效的「宣傳」(propaganda) 效果。

傳統媒體,尤其著重於展現更多角度,更完整地呈現事件之媒體,則要到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方能剪輯出一個相較客觀的報導(比如說有線新聞於早上 8:45 分所發布的 6 分鐘完整版) 。然而在網絡時代中,數小時的差距可說是彷如隔世了(尤其以點擊率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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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感到憂慮,在於當雙方的潛在意圖似乎都在於挑起一些被架空了的矛盾與衝突,而避免在更抽象更深入、在衝突議題、在影像背後的差異中尋求共存、尋求對話與協商、尋求合作與讓步時,社會中某些既定的信任,或一些維繫社會的契約就會被瓦解。這種視覺化的處理,以及其「宣傳」的效果,往往是客觀分析與思考的阻力。人傾向於對如此震撼的情景作出即時的反應,而即時的反應與觀感將塑造了我們觀看與思考的角度。由此我們將日漸失去了對話與協商的能力,這對於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其實並非好事。

在此,容我引一段盧梭作結。

引自《山中書簡》第 8 書:

「自由不僅在於實現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於不屈服於別人的意志。自由還在於不使別人的意志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從公約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

(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九日下午。記旺角事件有感。)

艾奧瓦州的黨團會議

艾奧瓦洲的黨團會議 (Caucus) 備受矚目。縱使艾奧瓦州的人口亦不多,不過作為第一個真正面對選民的機會,兩黨的候選人們都非常重視這個黨團會議 。而艾奧瓦州特別之處是其 Caucus 的形式,又尤其以民主黨的初選形式最為有趣。

艾奧瓦州的共和黨黨團會議相對的簡單,以暗票形式,在眾多的候選人中選出心水的候選人代表,其模式與投票相似;而民主黨的則複雜多了,簡而言之,是「以腳投票」,直至從眾多候選人中,決定選區的代表票數投予哪些候選人。而過程中,未能維持足夠票數的候選人組別中的選民需重新作出選擇,而相關候選人則被視為在該區落選;這樣的過程會一直持續至選區選出相應數目的代表票,投予對應的候選人。在「以腳投票」的中途,選民將當場游說其他人支持自己心儀的候選人。

這是一個很有趣,也很「原始」的民主實行方式。當然,因為艾奧瓦州的人口不多,而且也屬於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社群的組成亦相對於城市來說簡單。雖說並非真的選出總統來,但這樣的方式去決定選區支持哪些候選人,依然是一種很值得參考的方式。

不過,如此制度為什麼沒有在美國其他州份繼續被使用,亦是相當值得留意的。其中一大問題是其耗時甚長;再者,如此直接的議事方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就變得相當困難。除了更複雜的社群組成以外,當人數太多時,如此直接的民主形式就難以順暢地運作。這也許也是為什麼大部份州份都以初選 (Primary ) 選出候選人。

而近年亦有相當的輿論批評艾奧瓦州的黨團會議,越來越沒有代表性。原因在於艾奧瓦州的人口組成越來越不代表整個美國;而過往兩次的共和黨艾奧瓦州黨團會議的勝出者 ( 2012 的 Rick Santorum, 2008 的 Mike Huckabee) 皆沒有成為最終的總統候選人(2012 為 Mitt Romney, 2008 為 John McCain) 。

可見,即使是備受矚目的初選/黨團會議,其勝負有時候還是不那麼具代表性。美國的民主制度發展,也是經過長年累月的實踐與調整,才有今天這個情形。即使如此,當中依然存在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而今年美國總統大選來說,儘管特朗普現時在民調佔優,但據過往兩屆的經驗可見,即使在艾奧瓦州勝出,最終卻也不一定能出選總統。

社交媒體是柄雙面刃

doubleedgedsword

社交媒體把我們連結起來,同時又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大刀一揮。

胡晴舫今日在台灣蘋果日報寫到有關舉報,有關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在今天的中國中似乎已被摧毀。有關這個問題,我其實在近幾週一直在反覆思考。胡晴舫寫的是黃安「舉報」周子瑜。在香港我們有陳淨心舉報各個政見與她不同的藝人。這彷彿像是華人獨有的問題,又或者,如此具中國特色的問題:一些「愛國」者向「國家」「舉報」某些藝人的政治立場與國家相違,從而封殺這些藝人的工作機會。一種建立圍牆的方法,把異類抗諸牆外,牆內愚昧者振臂歡呼,牆內清醒者或嘆口氣,或著力隱藏自己的清醒。牆外的人或憤恨,或冷眼旁觀。

舉報這回事,在社交媒體網絡發達的今天,變得越來越簡單。而「舉報」也不再需要有特定的「部門」。只消在社交媒體,如微博上大筆一揮,寫下幾句話,「舉報」一下某某,「揭露」某種「惡行」,一切就會自動運作起來。

真正可怕的,卻不只是那個封殺的決定;真正可怕的是本來用以連結人,本來可以促使人接觸更多不同看法的,本來可以促進對話的社交媒體,現在反而成為了一個切斷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最大助力與共謀。我們即使身處牆外,何嘗不曾面對如此的恐懼:就怕某天說了一句引起爭議的話,好事之徒自會截圖廣傳;好事之徒並不會每次都成功引起「公憤」,有時也會被群眾反撲自食惡果,可是這種無形的恐懼,在今日香港,不管你的立場如何,不也是猶如幽靈般如影隨形?

一個不小心的打錯字,一時手快大意用了「簡體」寫字(甚至乎僅因學過行草書法而寫下了「簡體」),一時氣憤寫下某種狠話,一時愚蠢做了件蠢事被拍下,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日後被批判的把柄。即使與朋友在聊天軟件裡說話,有時候似乎還得提防被截圖。(當然,那就看你交了什麼樣的「朋友」。於我來說,真的朋友並不會如此做)

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這是中國人的醜惡吧?其實這樣的劣根性,大抵是世上最平等最公平的事:它存在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美國,政治正確幾乎成為了另類的緊箍咒。在 Twitter 上,那些斷章取義再引發群眾圍攻的事件比比皆是。有人為此寫了一本書Jon Ronson’s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搜集了幾個不同的案例,有的因一句無關痛癢的內行笑話,而被旁邊聽到的女士投訴其言論貶低女性,最終因此說笑話的人被公司辭退;而投訴者也備受網民斥責,而她的公司亦受不了壓力把之辭退。

一名女子前往南非,在僅有百多人追蹤的 Twitter 帳戶中,寫下了一句完全政治不正確的「自嘲」 (“Going to Africa. Hope I don’t get AIDS. Just kidding. I’m White!” ) 。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 stupid joke。不過這樣一個 stupid joke,卻使這位本來在紐約某大公關公司的女士,在十一個小時內成為了 Twitter 公敵。她的某個 follower 把這句 Tweet 轉發給自己的 15,000 個 follower 看,然後轉眼間,就出現了各種 hashtag, 以及上萬計的回響,甚至有人發起在南非等候她的航班⋯

這是網絡世代的悲哀。一個本來可以讓人連結起來,更了解不同人的面貌的平台,卻成為了切斷人的信任的助力。因為「斷章取義」太過容易,太過誘人了。因為我們都越來越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害怕在這個必須引人注目的網絡中被遺忘。因為注意力就是金錢,所以我們越來越不安,越來越希望借助群眾取得話語權,而這個過程中,必須有箭靶。

可是,今天你帶著千軍萬馬威風八面地向某個目標萬箭齊發,他日卻很可能是你成為那個箭靶。在成文之際,黃安的微博已經刪至一條不剩。

當我們每天舞動著這柄雙面刃時,我很懷疑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危險。

法定語言

OfficialLanguage2

我與友人M 的母親不約而同地轉發了一則似乎流傳了幾年的文章:

“聯合國正式定義粵語為一種語言, 此乃全球近1億2千萬粵人的大囍事!
在所有華語中只有(粵語和普語)被聯合國承認定義為語言!!! (以下省略)"

談起語言之定義,就想起早陣子看一個英國的清談遊戲節目時得知,英國其實並沒有把英文定為法定語言。到今日與 M 談到這個時,再做少許資料搜集後,發現其實美國也是沒有法定語言的國家。大家可能會感到詫異,為什麼兩個使用英語的大國,都沒有把英文列為法定語言呢?這就要回到「為什麼要設立法定語言」的問題上去。

法定語言其實是一個很容易被混淆的概念。法定語言是指憲法中指定的語言;而官方認可的語言(Officially Recognized Language) 則泛指被認可的語言。法定語言有法律效力,也就是,政府部門必須以法定語言提供服務。由此可見,法定語言將影響了所有法律以至公共事務所使用的語言。

以香港為例,香港曾為殖民地,而殖民地政府其時把香港的法定語言定為英語及中文,當中固然有政治考慮,畢竟語言是一種管治的工具。而英國沒有把英文定為法定語言,同樣是一個政治決定。有人或許會以為,因為英國人本來就以英語溝通,所以沒有必要把英語設為法定語言。然而,原來那背後還是有各種政治的因素。追溯歷史,即使是統治英國的皇帝也不一定通曉英語;而且所謂「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概念,是近代才有;而以往的國君並沒有要把語言及族群統一的想法,同時也因為英國國土內有大量臣民根本不會說英語,而是說各種方言。即使到了今天,要把英語設定為法定語言同樣問題多多。

為什麼設定法定語言會引起問題呢?儘管英語的確是在英國的主流語言,然而由於英國實際上是由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四個國家( countries) 組成的主權國家( Soverign state)。其獨特的政治體制,使得英語難以成為英國的法定語言:英格蘭本身沒有自己的獨議會,而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皆有( Scottish Parliament,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 及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英格蘭的立法事務是以整個英格之議會( UK Parliament ) 來處理。而這四個國家,亦有各自之首都( Capitals, 分別為 London, Edinburgh, Cardiff 及 Belfast ),使用之方言包括 Scots, Welsh, Irish, Cornish, Scottish Gaelic 和Ulster Scot.)。因此,UK Parliament 要把英語設為法定語言並不容易。因為這樣做定會掀起各個國家的分離主義者的情緒,而勢必影響英國的整體政治穩定。

而在美國,亦曾多次嘗試立法設定英語為法定語言,卻未曾成功,不過其中十六個州份則通過了所謂的”English Only” laws。美國的 ACLU (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曾撰文反對相關的法律,提及 1780 年 John Adams 曾建議設立機構去主導英語在美國的運用與發展,但被指為不民主及危害個人自由而告吹; ACLU 亦指這類法律其實侵犯了新移民到美國的權利,並且虛構出一種對於不說英語的人或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如此法律是違背了美國憲法的包容及多元精神。

加拿大在法定語言這個題目中,也是個有趣的例子。加拿大在 1969 年通過了法定語言法案,把英文與法文列為法定語言,而此後政府機關必須以雙語提供服務。在加拿大的語文問題,其實要追溯到18 世紀,英法兩國在加拿大的殖民,使兩種語言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區應用;到後來加拿大於 1840 年統一為 Province of Canada 時,英語成為了主導語言,而受到法語群的強烈抗議。其後到 1867 年組成加拿大聯邦,英語的地位得以提高;往後很長的時間,因各種因素,英語繼續成為主要的官方語言,而法語則備受打壓;直至 1963 年,加拿大首相 Lester Pearson 推動成立 Royal Commi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才重新檢視了加拿大的語言政策,並到 1969 年才確定英法雙語為法定語言。

單看這三個例子的簡略介紹,已看出其實法定語言並不單是語言問題,語言往往與政治相關。然而要使某個被壓迫的語言成為法定語言,從歷史中得知,往往並非易事。而把一個主流語言變成法定語言,卻更是難比登天。直至今日,英美兩國其實皆沒有法定語言,不過,即使如此,也無阻英語之應用。在推動語言發展之上,我們其實值得細看歷史作為參考,思考一個語言是否有法定地位,又或是否被「認可」,還不如先聚焦於用好這個語言之上?

Guilty Pleasure

Guiltypleasure

1月11 晚上, 100 毛勁曲金曲分奬典禮完全佔據了整個 Facebook (至少在我這個年齡層如是);而我去看了《他們在島嶼寫作-我城》的電影,錯過了一大半;回家路上還是忍不住用手機看了一會。

如此瘋狂的一個晚上,在今日香港自然少不免惹起討論。有人盛讚,自然有人唱反調狠批。#多謝Shell 成為了近來熱傳的 hastag,而 Shell 在北極探測油田的「好事」少不免就成為唱反調的彈藥。在人人可以發聲博取 “Like” 的年代,這種群眾情緒的拉扯自然變得更容易:不用經過媒體的編輯篩選,人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有成百成千的觀眾。(想像一下,觀眾數量,與一場電影,一場戲劇相近。)

如此一來,隔一天就成為了網絡上兩種意見拉鋸的局面。有人不屑 Shell 及多謝Shell 的做法;有人批評這些人過於嚴苛,不給予其他人輕鬆一下的空間⋯ 然後更加引發各路 opinion leaders 出來評左評右,當然立場分明,有「撐」有「反」⋯不過如此分明總是欠缺了一點東西。黑白中間當然有灰。

就打個比喻吧。薯片杯麵可樂對健康無益是眾所周知;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提起了那麼多美食,我們都知道,很多好吃可口之食物其實對身體無益,甚至會引致癡肥、心臟病等。不過單單看到這些字我已經有點想吃,而且很可能也會忍不住去買來吃。簡而言之,這些能讓我們既快樂,但快樂過後又充滿罪惡感(假設你是一個注意健康的人)的事物,我們稱之為 guilty pleasures。100 毛對我來說就是這種 guilty pleasure。

而 Guilty pleasure 的重點在於,我知道那不應該,但是我卻仍會享受看/吃這些所謂「無益」的東西。我知道它帶著多少反式脂肪,高糖高鹽,而且營養價值低,而且可能有不知名的添加劑同防腐劑。只要我能夠有節制地,不把它當成唯一的食物,不把它當成主食,偶爾狂歡吃一頓,也不是壞事吧?

當然,炸雞脾都可以弄得很難吃。是以才會有人製作出炸脾地圖,尋找炸得好吃的小店。同理,娛樂或者 guilty pleasure 也會有品質好壞之分,看了沒有 pleasure 只覺 guilty 的,似乎不值得一看了。100 毛的底蘊就是惡搞。惡搞,即是在已有的創作基礎上,作出帶諷刺意味的修改創作,亦即現時所說的二次創作。既然是惡搞,我們即不會把之當作是一種原創去批評。看別人惡搞,我不會在乎它背後是否有「正確」的訊息;正如你吃炸雞脾,不會去計算內含多少維他命,多少膠原蛋白,多少卡路里一樣。因為整個 Guilty pleasure 的本質就是,你明知道那沒有益處,卻會帶來快感;你知道不應該吃,但吃了卻又很爽。
而100毛就是惡搞,只不過他比起很多諷刺時弊的漫畫、改圖等更「落本」(即投放資源),因為那有市場,或他們認為這「好玩」。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炸雞脾、碗仔翅、炸大腸沒錯是很道地很可口的食物,但是它們不會提供一個人所需的營養,而且吃多了對健康有害。同理,100 毛可以當作是一種娛樂,一種消費,享受那些抵死啜核的金句與改詞。不過不要痴心妄想它成為一種文化推動力,或者它是一種能夠塑造身份認同的東西。因為它終究只是惡搞。

100毛能夠如此受觀眾受落的,作為一種現象無疑也是值得研究的,但卻不應那麼快跳到結論,批評看它的觀眾「忽視」了各種議題。不妨想想,有沒有人會站在賣小食的店門外(毫無特定對象地)大聲指責這些食物「不環保」、「不健康」、「充滿反式脂肪」、「癡肥原兇」⋯⋯?有的話大抵你我也只會視之為怪人。問題是,放到網絡世界似乎這就見怪不怪,還會引起罵戰。他朝有日如果你看到在某連鎖小食店外有人就炸大腸是否本土小食而引發罵戰,並詳細爭辯其營養價值的話,麻煩你拍下來分享給我,好讓我一睹如此奇妙的一幕。

寫到這裡,也有點餓了。是時候找找哪裡的炸雞脾好吃了。

Attention Please

Web

Kim Kardashian 的臀部韓國網絡紅人 Showry;某些政治人物的「偉論」;某些 vlogger 的惹火言論;Cinnamon ChallengeGangnam Style

要數各種瘋傳的人和事,我猜大家極其量只能數到過去幾個月的。時間遠一點的,應該有點難,應該早已遺忘了。因為每天不斷有新的東西吸引我們的注意。因為世界不斷地變,有人這麼說,所以我們的注意力不斷的轉移,才能適應這些改變。若然果真如此還好,只是,想想我們每天瘋傳內容是什麼,就知道到底是因為世界不斷地變,所以我們不斷要注意新的東西;抑或是因為我們不願改變,唯有不斷創造引人注意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不應關心時事。也不是說,我們應該忽略潮流。不過,問題是我們到底應放多少注意力在什麼東西之上。即使不眠不休,我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我們能放這些注意力在什麼之上?

吳亮星讀出毫無根據傳言;蔣麗芸那些一知半解對精神科的偏見;鍾樹根那有待改善的中文水平;蔣麗芸對投票與「酷刑」的高見;吳克儉的三十本書,以及那些相關的調侃;劉鳴煒是否男神;李克勤的行李箱,王晶與《網絡挑機》⋯

當下的世代,注意力是最有限的「資源」。當面對無限增生的「資訊」(據說,單是 YouTube 每分鐘就有 300 小時的新的片段上傳),商業機構、媒體擔心的不再是沒有土地,沒有人力,沒有資源去製造;他們擔心的,是人們沒有分配注意力與他們的產品之中。而作為個人,要成名越益容易。你可以想像,一個 YouTuber 擁有與 NBA Finals 相若的觀眾量嗎?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智利的 Youtuber Hola Soy German (  https://www.youtube.com/user/HolaSoyGerman ) 就有 2500 萬人追蹤著他的頻道。 2500 萬,約等同於 3 個香港的人口,一個智利青年以低技術拍 vlog ( video blog),並能在 2 星期內得到一千萬觀看人次。

這就是我們身處的情況:「注意力」是一種稀有的資源。

「20 種你不可不知道的⋯⋯」; 「18 個寵物後悔莫及的瞬間」;「他說的話讓 13 億人震驚了⋯」; 「30 個你必須學會的生活秘技」;

一切都是「看我吧」。當你走進一房子的 attention-seeker 中,你幾乎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除非你能夠保持足夠的專注力,控制好自己,不去看這些 30 個可愛度爆燈的瞬間⋯⋯等一下,第 25 個也太可愛了吧⋯⋯

呀,不好意思,言歸正傳,Attention Please,是小時候老師說最多的話。不過到了今天,我們的老師大抵也會抵受不住各種誘惑而分心。尤其當「注意力」其實變成了一種經濟活動時,你今天在哪個平台看到了什麼內容的事物,大概背後也有著 99% 的經濟考慮,即使那是多麼堂皇的內容,又或多麼的義正辭嚴,到最後我們還是陷入了「注意力經濟」的操作當中。面對如此,我們必須多一分意識,在看與分享之前,想一想那到底是否值得用掉自己有限的注意力。

太多垃圾資訊

我記得這陣子在準備再學習, 閱讀著各種與媒體、新聞等的知識. 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一個字: “democratainment". 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資訊娛樂化早已是社會共識. 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下要追求什麼民主的, 簡直是痴人說夢.

這個現象同時引申的, 是我們沒法分辨「資訊」與「意見」的差異 : 當我們習慣性地把「意見」作為「資訊/事實」來看待, 那麼所謂的理性、民主等等全都是空話: 以各種主觀判斷當作客觀事實來看待都是危險的. 因為這樣一來所謂的「事實」其實都是能夠輕易被動搖的「豆腐渣」.

媒體喜以「豆腐渣」工程來諷刺各地政府的腐敗;但是卻對媒體自身的論據的「豆腐渣」視若無睹. 而當政治的角力習慣了在媒體的各種「報導」上發展時, 則難免更危如累卵了.

因此,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其實潛藏在更根本的地方: 太多垃圾資訊被當作指控或討論的根基. 而且, 我們樂於用垃圾作為根基, 又或, 我們根本分不清什麼是垃圾?

星期六主場 ﹣ 首集的啟示

早前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星期六主場》(星期六主場) 中,邀請了合和實業主席、地產建設商會副主席胡應湘先生,作為第一集的嘉賓。《星期六主場》作為港台新的訪談節目,它的節目簡介如是說:

有人說:「星期六主場」是喉舌, 如果是喉舌的話, 我們希望節目是市民的喉舌, 問市民想問的問題, 無論那位嘉賓來到作客, 節目主持人麥嘉緯都會問大家想問的問題, 無論他怎樣迴避, 都會一直問到他回答為止, 嘉賓來到我們的錄影廠, 都要聽我們的, 因為主場是我們, 這是「星期五六主場」。

作為一個「市民的喉舌」,我們可以預期,主持人是作為大眾市民的代表符號。而第一集邀來的嘉賓的背景,來自近年香港熱議的「地產霸權」的地產界。明顯地,胡先生在此也不只是地產霸權的符號人物,而是作為香港中的「特權階級」或「上流社會」的符號(其作為地產商會副主席、前全國政協)。以此作為《星》的首集的嘉賓,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節目作為「市民的喉舌」,當然希望為市民發聲,而嘉賓不能迴避問題,「嘉賓來到我們的錄影廠,都要聽我們的」。明顯地節目設立了一個權力關係:作為主持人,有著整個節目的主導權;而主持人是市民的代表符號,亦即市民在這個節目中,是權力者;受邀的嘉賓,在節目中是客,是被權力支配者。因此首集的嘉賓作為「上流社會」利益者的符號,在節目中被市民代表的符號所「支配」和「主導」,正正是一種社會現狀的權力關係的倒置。

這種權力關係的倒置,固然是希望為作為普通市民,亦即被「地產霸權」所壓迫的市民,能夠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對他們生活的壓迫者(即「上流社會」),在那樣的場合中反過來被壓迫,或起碼處於權力關係的下風。雖然也不能否定節目亦有希望讓觀眾能夠接收到更多不同的意見的作用,然而觀乎第一集中主持的提問方式、形式本身的限制,以及所邀請的嘉賓的象徵意義看來,似是前者的成分居多。

假使有看第一集的《星期六主場》的話,不難發現主持人與嘉賓的表現的對比。主持人在一些場合中,透過提問新的問題,打斷了胡先生闡述;主持人透過提出二元式的立場選擇題,要求胡先生在兩種立場中選其中;同時主持人亦沒有針對胡先生的觀點上的漏洞作出相應的提問,而是多次以媒體上可見的各種觀點,要求胡先生對這些觀點作回應。相反,胡先生似乎於節目中表現從容,並且時而引用各種的史例作為支持,雖然其觀點依然具有不少漏洞,但未見窘態或處於明顯下風。主持人似乎未能發揮所謂的「主場」的優勢,致使整個節目看起來並沒有看到明顯的權力關係倒置,甚至乎可以說,胡先生某程度上是處於較強勢的一方。

首集《星期六主場》似乎無法運用其形式賦予的權力關係,使得「上流社會」的代表符號處於下風的情況,給予了我們一點有趣的啟示:形式賦予的權力關係並非必然。因為形式上造成的優勢,也可能被懂得這種遊戲規則的人看穿,反客為主,即使在形式上處於下風仍可主導形勢。如此的情形,放大到整個政治環境來看,即使我們能夠爭取到普選(作為一種形式,一種賦予人民的權力優勢的形式),也不見得人民能夠成為整個權力關係的主導。簡單以美國為例,即使其民主制度實行多年,然而其權力關係依然是被各種權力團體主導,而非單純的人民主導,可見民主制度雖能賦予人民選擇的權利,但整體的權力關係依舊。

《星期六主場》給予我們的啟示,作為爭取香港民主的各種團體理應注視,並在爭取形式上的民主時,必須同時了解在形式賦予的權力以外,其他影響權力關係的因素。畢竟普選只是形式,要發揮民主制度的最大功效,還得著力使人民能夠具有實行民主的質素。觀乎現時的媒體狀況以及政治狀況,使乎還雖更努力使人民能得到更全面的資訊,而這一點則得依靠各種媒體的努力了。

(2013年10 月1 日, 1468 字)

首集 星期六主場

尋找林老師風波的原點

林老師與警察口角風波越演越烈,至上週末於旺角各自支持方的集會活動引起更多衝突,使得事件演變成為罵戰。而各種形形式式的討論也覆蓋了整個社交媒體(至少,假如你有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的話)。

上週末的集會,主要圍繞的是有關粗言的部份。批評林老師者,認為作為老師不應以粗言辱罵警察,否則成為了學生的壞榜樣,同時亦有部份退休警員站台,支持警方當天的做法;支持林老師者,則認為她的路見不平、「保護言論自由」的行為不應被之後的失言蓋過,同時亦認為她受到猛烈的抨擊,具有一定的政治因素。由於集會地點也就在原本事件發生的旺角行人專區,雙方再次衝突也屬意料中事。

不少的討論,以及集會都把焦點放在粗口之上,並從此引申出一系列的見解,卻未見有足夠的討論,去分析是次事件會造成如此大迴響的原因。就像診斷病症一樣,找到了病因才能對症下藥。以現時的集會及討論來看,事件受到爭議的,以抨擊林老師一方來說,是警方與林老師之間的口角中,「老師的用語不當」,令人失望且會影響莘莘學子;然而,支持林老師的一方認為,當天林老師的激動,並非無理,而是由於(他們認為)警方在處理青年關愛協會(青關會)圍堵法輪功示威攤位的做法令人失望,而林老師是出於義憤才激動失言。於他們來說,事件的起因是「警方的處理失當,才導致老師失言」,因此老師不應被猛烈抨擊,而其「路見不平」的行為應受到肯定。追溯下去,當然就會變成有關警方當天如何處理青關會與法輪功的衝突的手法之上(這亦是支持林老師一方極力指出的),也就是說,「警方在處理政治立場不同的示威衝突時沒有持平處理」。

來到這一步,一般人也許認為,這就是事件背後的起源吧?然而,我認為,不論是「老師用語不當」,抑或「警方沒有持平處理」也好,兩者都只是把焦點移離了問題的核心。

冷靜回想一下,這次再普通不過的警民衝突,之所以為人廣泛討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事件本身有什麼好看,而是源於一條上傳的短片,以「香港警察冷靜應對發火女教師」為切入點。這,才是一切爭議的起源。這短片是以讚揚香港警察冷靜應對情緒激動的對方為目的而先廣傳;其後有人認為短片斷章取義,「忽略了當天警察容忍青關會圍堵法輪功」而把其他短片上傳,同時掀起了更廣泛的討論。因此,問題的原點,在於一開始短片取了讚揚香港警察的冷靜,而被認為「忽略了事件本身的脈絡,對片中的女教師不公平」。

單看警方處理突然介入青關會及法輪功的衝突的林老師的方法來說(畢竟,如林老師所言,她並不支持法輪功,行為上亦可推論她不支持青關會),是尚算恰當的。我們可以想像當時青關會及法輪功的在場人士已有一定的緊張情緒,而如果警方的職責在於「保持場面的秩序不致失控,同時讓在場示威者得以繼續示威」的話,則當時企圖進入封鎖線的林老師作為路過的行人,的確未有充足的理由要求進入封鎖線內,而其後情緒失控,則更難讓警方有理由放行。因此基本上警方的做法是企圖確保封鎖線內的雙方不至於情緒失控而引起衝突。以這個角度看來,警方的處理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站在「對青關會/親中團體反感」的人來說, 警方不顧青關會完全圍堵「處於弱勢」的法輪功的攤位的手法,則是「不公平」的(這裡,不公平是一種觀感上的不公,而事實上兩者依然在場地有示威的行動自由,即使,青關會的手法是無賴的。)因此,對於不在場但又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來說,警方阻止林老師入場聲援法輪功,就被視為「不公平的做法」,而警方在這種觀點底下應有的做法,是要求青關會(作為無賴的一方)離去。但進一步看,假如在青關會沒有挑起衝突的情形下要求其離去,其實亦會被指控為「不公平」(即使在我看來,這種所謂的「不公平」的指控也是極其無賴);而「放行林老師入場聲援」的做法,我就不知道如何替「對青關會/親中團體反感」的人判斷了。

而當天警方處理青關會與法輪功的爭執是否完全恰當,則不在現場以及不清楚當天來龍去脈的我無從判斷。然而,可以想像的是,類似的情形中,警方不能隨意驅趕任何一方,因為畢竟當雙方各自有各自的形式表達意見而未有出現暴力的衝突時,任意驅趕任何一方都會違反了政治中立的原則。假如有說當天青關會的行為屬挑釁性而應受驅散,放諸其他情況,如果是反對政府者的行為屬挑釁性而受驅散,則可以肯定警方會被指為政治打壓。因此當日不驅散雙方示威者的做法,即使在觀感上讓人覺得縱容了青關會的人士,但警方能做的只有向雙方示威者作為調解。(不過可以猜測的是,青關會人士的目的就是挑釁在場的人士引起衝突,只是其手法難以立刻被警方阻止而已。)

因此,問題最終極的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對於警方如何處理兩個不同政治取向的團體在集會時衝突的手法的期望了。然而,這種期望,有多少屬於不理性或脫離了法治精神?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可為「公平公正」?這些才是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

20130807 (1933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