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寫這一篇觀察，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周永勤退選一事鬧得全城熱議，作為新界西的選民，票投予誰我早就心裡有數。只是看到如此一事，第一反應當然也是覺得詫異，畢竟因人身安全受威脅而棄選之事，香港是前所未見的。這自然與言論自由有關。不過，當有更多的細節出現，以至了解具體的指控，涉事的人物各自作出回應以後，這件事就變得有點複雜。我所指的複雜，並不是指當中的政治利益瓜葛，或各種政治計算，或背後的權力鬥爭等的複雜。這些從各種報導（姑勿論是根據事實或謠言）中可見端倪。這件事情的複雜在於，它所牽涉到有關言論自由的原則，並不如表面般簡單。儘管從面書上可見，基本上網絡上的看法皆是同情周永勤的，不齒何君堯的。
寫這一篇觀察，我之所以戰戰兢兢，是因為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或論點，有一部份與網絡上的看法相異。我個人對於何君堯並沒有什麼好感，看過他在一些論壇的發言，對其曾是律師會會長感到有點不解（雖然我並不知道他作為律師的水平如何）。我對自由黨，或何君堯兩者都沒有任何的看法。這篇觀察的目的，是為點出有關言論自由的兩個要點。這對我們理解言論自由，以至去評斷此事或去有一點幫助，即我們能夠擺脫自身立場所造成的偏差，更客觀地以一套一致的原則去看待此事。
「頭盔」總算帶好，接下來就進入正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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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勤退選一事的細節我就不贅了。其退選的決定，明顯是因為周永勤感到自身，以至其身邊的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這亦是大部份網民與輿論所能看到的。輿論之所以近乎一面倒的同情周永勤，是因為此事揭露了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原則受到威脅：以暴力威脅某人不能發表言論。這種做法嚴重威脅了言論自由。使用暴力要他人噤聲的手段，往往被視為不文明的。當然在現代社會這種不文明的做法將越來越少；然而透過暗示，或其他方式施加壓力，迫使某人不再發表某些言論的情形依然常見。周永勤所遇到的情況實際上是什麼，我們無從得知。這亦是以暴力威脅使人噤聲最讓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因為被噤聲者往往不能交代實際情況，除非他不向這種壓力屈服。
我理解，每個人遇上了暴力威脅時，皆有其個人的抉擇。然而，如果要說以暴力威脅他人使其噤聲，是對言論自由造成威脅，那麼屈服於他人的暴力威脅，也同樣的威脅了言論自由。（儘管受威脅者只能被迫選擇。）屈服於他人的暴力威脅，就是變相容忍了這種做法，使威脅他人者認為這種做法能夠奏效。因此，學者 Timothy Garton Ash 在其對言論自由的出版 Free Speech : Ten Principles for a Connected World 中，提出第二個原則就是： 我們不以暴力威脅他人，同時不屈服於他人的暴力威脅。
以此來看，假使周永勤真的因受暴力威脅而決定棄選，那麼言論自由就是受到雙重的威脅。這亦是暴力威脅如此嚴重，如此受人唾罵的原因：施加暴力威脅者往往是在對言論自由做成雙重的威脅。這亦是為什麼這次事件中，何君堯備受抨擊的原因。
上述一點的原因與理據，我相信大部份人也會認同。然而接下來有關言論自由的另一點觀察，則相信有很多讀者對此有保留，又或甚至未能苟同。
周永勤在宣布棄選後，提出的一些證據，是一段錄音，錄有何君堯的義工的「內部討論」。我們當然可以認為，何君堯的解說屬事後自保的說法，然而我們其實亦未有明確且強烈的證據去反駁之。但這裡也帶出了一項有關言論自由的重要原則：私隱。假使實際的情況真的如何君堯所言，該段錄音屬內部討論，而最後相關做法並沒有付諸實行的話，則讓此段錄音曝光，其實同樣對言論自由造成了威脅。理由在於，當我們無法擁有一個絕對私人的討論空間時，我們將無法把那些激進甚至是邪惡的意念，透過討論去得知其為什麼不何為，或去了解為什麼那些意念不應付諸實行；同時，我們亦會因懼怕這些私下的討論被公開然後受到猛烈的批評，而放棄在討論時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一個欠缺私人討論空間的社會，實質變相是逼使所有人在思想上作自我審查。
當然，把這種道理放在何君堯的例子上，基本上不會得到任何人的認同，原因在於「公義」的旗幟不在他身上。那我就舉一個虛構但相似的例子吧。
假如（這個故事純屬虛構，全無政治含意）今天是另一候選人，比如說，郭家麒好了，在電視論壇上含淚宣佈因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而決定棄選，並且在之後舉辦記者會，播出青年新政的義工之錄音，聲稱要狙擊郭家麒，讓他沒有一天的安寧云云。那麼，群眾的反應又會是如何？當然非常不一樣。當然，這種對掉角色實際上與原來的有所不同，包括在權力、人事等背景上都有很大差異。然而，這個虛構的故事本質上也與周永勤棄選的一樣。為什麼會預期群眾的反應不一樣呢？簡而言之，因為故事中的角色所具有的立場不一樣。
有關言論自由，我的觀察是，在此往往立場永遠比原則先行，甚至乎會出現立場凌駕了原則的情形。我不反對立場的重要性，這一點在先前的《立法會選舉香港求生手冊－兩個挑選候選人的基本原則》一文中已有提及。然而，立場並不能永遠屹立不倒，它往往隨時間與形勢的改變而改變。當我們在講言論自由，在為這些事件感到憤怒而決定一些行動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立場在當中扮演的角色，同時思考到底我們要按怎樣的原則來判斷事情，方不會到某天因立場的改變，而被秋後算賬指你的立場不一致。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裡的 “Of the Liberty of Thought and Discussion” 中寫道：
“Strange that they should imagine that they are not assuming infallibility, when they acknowledge that there should be free discussion on all subjects which can possibly be doubtful, but think that some particular principle or doctrine should be forbidden to be questioned because it is so certain, that is, because they are certain that it is certain. To call any proposition certain, while there is any one who would deny its certainty if permitted, but who is not permitted, is to assume that we ourselves, and those who agree with us, are the judges of certainty, and judges without hearing the other side.”
在很多時事中，我觀察到的言論往往帶有 Mill 所寫的色彩。太多的事情我們在不聽取或不思考另一面的意見及論據前，就下了一個「肯定」的結論。然而這些人同時又認為所有事情都應該可以被討論。
在周永勤棄選一事上，很多人的反應迅速且激烈。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反應激烈過後，在怒火燒畢以後，一點冷靜的思考，也許還是可以提供一些洞察，讓我們更了解應以怎樣的原則去應對這個時代。在風雨飄搖之際，唯有一套歷經不同角度思考與挑戰的原則作錨，方能使我們能穩然應對，不致落得隨波逐流。
明室・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