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發局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鮑藹倫之個人回應
正如我之前所寫到 （立場新聞轉載），《感頻共振》的作品被撤風波，是一個多方信任的問題。策展人的難處，在於其必須獲得主辦方與藝術家之信任，同時亦需信任主辦方與藝術家，相信各個合作的伙伴，會合理與專業地處事。
在此，專業的主辦方，將信任策展人的藝術判斷，讓策展人有最大的空間去尋找合適的藝術品；專業的藝術家，則需信任策展人能夠為自己爭取最大的表達空間，而誠摯地與策展人詳述作品之理念。
假使主辦方因各種非藝術理由而要求策展人收起某些作品，我們當然可以視之為審查。然而在這個個案中，假使策展人所言屬實，則可見是次主辦方其實並沒有向策展人施壓。那麼是次風波中，責任似乎落在藝術家之上。
根據此說法，則很有可能是藝術家其實從一開始就不信任策展人或主辦方能夠容許其「真正」的創作理念提案通過遴選。（而實際上在媒體訪問中亦印證了這種可能）。而不信任的原因，回看藝術家所接受之訪問，是他們預先假定了策展及主辦方不會通過如此政治化的題材，所以創作了本來展出了的作品以「過關」，才作「再創作」引出其具政治意味的「新」解讀。
策展方以違反了信任作為理由去叫停，如此看來其實無可厚非。當然，在當今的政治環境底下，此舉定會引起迴響。然而作為專業的策展人必須權衡事件之對錯。公眾之反應往往受傳媒與時代思潮所帶動，而有時忽略了本來事件之脈絡與專業決定。假使策展人放任不處理，則很可能會被視為不專業，而失信於主辦方，這對長遠的藝術發展而言實非好事。
至此我反覆思量，暫時實在還沒有想到一個比現時策展人所做的更好的方法。反倒是藝術家在此事上，我認為是有更周全的方法，能夠既不置策展人於如此困難的境地，又能達至其本來「隱藏」了的目的。比如，藝術家不見得必須在展覧仍進行之期間公布《倒數機(2016)》這個作品。我個人認為，在《感頻共振》期間接受訪問時，大可預告作品有其「雙生」作品，又或以更隱晦的猜謎形式吸引觀眾解讀張德江到訪與《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之隱含訊息的關係，亦會是一種可能且有趣的做法。
公布之時機在此也許也反映了藝術家的意向。選擇在張德江到訪期間公布《倒數機(2016)》，似乎是政治考慮為主。不過政治與藝術也不能完全分割，藝術家也許認為這亦屬藝術考慮。當然這也與媒體議題日新月異的即食文化大有關係。在種種因素驅使下，使藝術家選擇了現時的做法。當然，我提出的做法，也許無法達到當下媒體的「爆」的效果，同時也沒法引起藝發局的反應了。
而有關策展人早前的聯合聲明中所指危害了於公共空間展現藝術作品之說，我認為也非誇張之言。畢竟，此個案中暴露了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的信任關係可以如此薄弱的話，往後不同的展覧中，主辦方必然會更提防，同時亦可能減低了對策展人的信任，由此日後其他藝術創作者在同類型的展覧中，或許會面對更多的條款限制，又或主辦單位對於展現藝術創作的意欲會因此減低。畢竟在當下，公關災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遠超於做一個優質公共藝術展覧帶來的正面影響。
是次風波對藝術界將來的影響，我認為會頗為深遠。尤其不少主辦或協辦單位有其商業形象考量，有意欲讓具挑戰性的作品展現的，本已屬少數。經此一役我可以預期那些較開放的單位亦有可能會更小心謹慎。要如何重建這種脆弱的信任關係，將是藝術策展人日後將會面對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我不認為有利日後藝術家的表達自由。這看起來就有點諷刺了，畢竟是次藝術家想指出的，也許正是藝術家的表達自由受到限制。
現時我們看到《感頻共振》展覧的其中一位決策人之個人回應，對事件的情況有了多一點的了解，當然我亦希望看到策展人與藝術家能夠再就此補充一點，使我們能夠從更多角度去理解是次風波。這亦有助於化解我於上述所提到的影響。要重建信任的關係，沒有比誠摯的交流更有效的方法。
明室・格物 